| 《周易》一书的问世，到底是在当时就已广为流传，还是一直保存在一 些少数人手里，这个，现在还无从知道。但在最早研究《周易》的文字记载中，也即《彖辞》与《象辞》中，尚没有发现有关《周易》作者为何人的记述。这也可能是因为《彖》《象》辞仅仅是注释经文，不然，《彖辞》与《象辞》并没有简单地把《周易》当作“卜书”，何以不如同《系辞》那样考究《周易》的作者，这于情理是讲不通的。
有关《周易》创作年代及其作者的文字，最早见于《系辞》。由孔子言论组成的《系辞》，它不仅研究了《周易》的思想，而且也探讨了《周易》一书及其作者。按理说，一个崇拜于某一著述的人，是不会不关心其作者及其生平的，这是理之常情。
《系辞》在穷究《周易》的内容之后，面对着《周易》中每每出现的“ 危”“倾”之辞，不能不感慨万千，于是提出了“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下第七章）并也甚为敏感地意识到“《易》 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下第十一章）。
这是《系辞》有关《周易》时代及其作者的看法。
不过，《系辞.下》第二章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就是“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系辞》中的这几处文字，它是几种性质不同的陈述。下七章和下十一章的文字是在探讨现存《周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而十二章的文字则是在按传说记述“八卦”的起源。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这个必须弄清 楚。
《系辞》关于“八卦”起源传说的记述，我们姑且不论；但就《系辞》对于现存《周易》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问题的看法，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这里基本上没有附会成份，乃是一种据理推断。
但是，《系辞》毕竟还没有明言《周易》为周文王所作。
其后便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提出了“文王拘而演 《周易》”。于是，《周易》为周文王在被拘于牖里时所创，这便一度成为定论。
《系辞》中仅仅凭《周易》中的一些爻辞内容提出了《周易》乃记殷周之际事，乃记“文王与纣”之事，并提出了其作者怀有“忧患”，这里固然有着《周易》的作者包括周文王在内的成份，或者说其笔下已暗隐着《周易》乃为周文王所作，但毕竟还未明言。而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周易》为周文王在牖里被拘时所演一事，这可便不是一般的推理问题，而近似于历史记载。但这司马迁断言的近似于历史记载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到底是一 种根据传说进行的记载呢？还是参考《系辞》中的一些文字，或根据自己对《周易》一些卦爻辞内容的看法后下的结论呢？这个，我没有证据，不敢妄断。不过，在司马迁断言《周易》为周文王所演的同时，司马迁又在《史记. 孔子世家》里记载了“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 说卦》、《文言》”。
我们前边已经说过，《易传》中的《彖》、《象》当为一人所作，它远在孔子以前；《系辞》与《文言》中每每有“子曰”一语，当为孔子的门生们记述孔子的论述《周易》的言论而成；《说卦》又当为另一人所作。我们将由此证明司马迁所记述的《易传》均为孔子所作已不可信。既然司马迁笔下的《易传》均为孔子所作已不可信；那么，司马迁笔下的《周易》为周文王拘于牖里时所演看来亦成了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司马迁毕竟是一个著名历史学家，不是一个闭门伪造赝品的骗子，由于其所记的某些历史来源于传闻，所以难免有些失实的地方。但是，我们绝不能由于某些地方的失实而来证明其笔下所记 载的全部失实。至于我们仍怀疑的地方只能用事实来证明，却不能由此及彼。也即就是说，我们尽管用事实推翻了司马迁笔下的《易传》皆为孔子所撰的这一事实，但我们却不能用它来证明《周易》绝非周文王所演这一事实。至于《周易》是否为周文王所作，那还得另外证明。
在《周易》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的问题上，还有秦磊的几处文字，我们 不妨摘抄如下，由它可以看出最近一些人对《周易》的成书年代和其作者的看法。秦磊写道：“《周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周易》源于远古占卜... ...。”“夏代的易经称《连山》，殷代的易经称《归藏》，周代的易经称《周易》。《周易》既非成于一时，也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六十四卦非周文王拘于牖里时所演。”（见《大众白话易经.绪论》二十一页）。“当代多数学者认为，今本《周易》中的易经（包括卦的符号，卦、爻辞等）部分，早在西周以前就流传开了，最早当源于甲骨占卜，而到殷末周初之际，则形成了一部井然有序的《易经》）。”（见《绪论》六页）
对于秦磊的这几处文字，我想有必要说明几个问题。首先一个是，在研究《周易》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时，我们必须弄清楚 什么叫做《周易》。这个《周易》只能指现存《周易》中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象、阴阳符号和其卦、爻辞，以及其六十四卦的组合排列的整体结构，这必须是一个特定名词，除此以外的其它一切都不能列入《周易》之中。其二是，我们在研究《周易》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时，必须把现存《周 易》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与《周易》的阴阳符号的原始由来区别开来：我们是研究现存《周易》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我们并不是研究《周易》原始阴阳符号的起源。其三是，秦磊所说的现存《周易》中的“卦的符号，卦、爻辞”“早在 西周以前就流传”于甲骨卜辞之中，在这里，我不知道秦磊所说“卦、爻辞” 是指六十四卦卦、爻辞中的一些“吉”“凶”“悔”“吝”“贞”“亨”等一般套辞用语？还是指《周易》六十四卦卦名和卦、爻辞的具体内容？在这 里，我们应当把这两种东西区分开来，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东西。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研究《周易》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乃是 指现存《周易》中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自然包括现存的卦、爻辞所依赖的阴阳符号的组合，但不指起源）编纂的年代及其作者，和现存《周易》中六十四卦的结构组成的时代及其作者。也可以说，除此之外，并不包括其它。至于其创作是否在殷周之际，其作者是否为周文王，那是下一步论证的事了。
只有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才有便于开始研究《周易》的时代及其作者。现存《周易》的创作时代与其作者又将如何呢？我们下边来谈这个问题。
《周易》是用卦、爻辞来填充其内容的，其中有不少卦、爻辞带着一定 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来查查这些卦、爻辞。《泰》卦的“六五”一爻中有：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归妹》卦的“六五”一爻中有：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明夷》卦的“九三”一爻中有：箕子之明夷，利贞。《既济》卦的“九三”一爻中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升》卦的“六四”一爻中有：王用亨于歧山，吉，无咎。
对于这些卦、爻辞，据《升》 卦“六四”爻辞中所说的“王用亨于歧山”一事显然乃指周王朝之事了，亦实乃《鲁.颂宫篇》中说的“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歧之阳，实始 翦商”。还有《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中说的“高宗”，乃指商朝的“武丁”王。武丁因启用奴隶傅说为宰相，天下大治，商朝又复兴 起来，武丁死后，被尊为“高宗”。《泰》卦和《归妹》卦中爻辞说的“帝乙归妹”中的“帝乙”其人，乃商末倒数第二个君王，是驰名古今的一个典型昏君的殷纣王的父亲。还有《明夷》卦“九三”爻中的“箕子之明夷”一 事中的“箕子”其人，为商周交替时代人。他为殷纣王的重臣，纣王的诸父，官太师。因封于箕，故称箕子。由于谏殷纣王，纣不听，被囚。后因周武王灭商后被释放。
从这些《周易》中的卦辞来看，可以说其辞中还是猎取了一些殷商末年的时事，特别是“箕子之明夷”中的箕子一事，乃是猎取殷周交替时的事。 从这一事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出此《周易》的作者乃商夏以前人或严格地说为“箕子”以前人吧。
这里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现存《周易》中六十四卦卦辞与爻辞的作者应当是殷末周初“箕子”时期人，他是以殷周交替的时代背景作为写作基础的。如果说在《周易》以前还存在着什么《连山易》与《归藏易》的话，其《连山易》与《归藏易》的卦、爻辞绝不会如此。也即就是说，现存的《周易》的六十四卦的卦、爻辞绝不会是在商代的《连山易》和夏代的《归藏 易》或更远古的易经的卦、爻辞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周易》既创于殷周交际之际，这个勿庸置疑；其作者亦自当为殷周交际时人，这个也勿庸置疑；那其作者究竟又为谁呢？
在讨论《周易》的作者是谁的问题上，我想重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此书作于殷周交际之际，特别是其书中记载的“箕子”一事，箕子为殷纣王的叔，因谏纣王被囚，后因武王灭商释放；那么，此书的作者当为“箕子”同时期人。也就是说，此书的作者只能在此“箕子”同时期寻找，绝不可能漫延到其它时期。
第二个是，《周易》中的卦辞爻辞中每每有“利建侯”、“利建侯行师” 、“或从王事”一类辞语，按这些《周易》作者的行笔口气来看，乃是王侯者的口气。也即是说，《周易》的作者，绝非一般的泛泛之流，也非占卜之流，他乃是王侯一流人物。还有《师》卦中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一语，历来都将此语解释为统帅们“凯旋而归，天子颁发了诏命，分封功臣，或封为诸侯，或封为上卿，或封为大夫，但小人决不可以重用”（ 借秦磊语），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这一爻实乃总论《师》卦的“开国”之 道。所谓“大君有命”，并不是指一般的将帅们承受了君主的命令，这里的 “命”，乃是“天命”的“命”，即“大君有命”，乃是君主承受了天命的 含义。“开国承家”，乃是言继承祖业，开辟国家之宏业，并不是什么将帅 凯旋而归被分封一事。所谓“小人勿用”，乃是指一个开辟王业的英明君主，应该启用贤人，亦即《师》卦中的所谓“长子”，而切勿启用“小人”，亦即 《师》卦中说的“弟子”；因为有如《师》卦所说的会“长子帅师，弟子舆尸” 的。我们从《师》卦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一语的非凡气势的用笔口气 和风范来看，也足见《周易》的作者乃是王侯一流人物，绝非一般人物。
第三个是，我们在前边谈过的此书作者在《师》卦中体现的深通行师之道，在《噬嗑》一卦中体现的深通刑律之道，在《履》卦中体现的深通御将之道，在《央》卦中体现的深通平叛之道，从这些卦例中，我们也是足见此书 的作者并非一般泛泛人物和占卜之流，他乃也是王侯一流人物。
第四个，是我们从《损》的“初九”爻的“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九二”爻的“利贞，征凶，弗损益之”，“六四”爻的“损其疾，使遄有 喜，无咎”；《益》卦的“初九”爻的“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六 三”爻的“益用之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上九”爻的“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井》卦“初六”爻的“井泥不食，旧井 无禽”，以及此书中每每出现的“大师克相遇”（《同人》卦），“利用行 师，征邑国”（《谦》卦），“用行师......至十年不克”（《复》卦）， “王用出征，有嘉斩首，获匪其丑，无咎”（《离》卦）等等一类相类似的 辞汇来看，此书的作者亦并非一般人物和占卜之流，他乃是正处于诸侯征伐兼并时期之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从事王业的诸侯兼并者。
第五个，是此书中的《随》卦中有“王用亨于西山”，在《升》卦中有 “王用亨于歧山”。前一《随》卦中的“西山”实也即“歧山”，不过没有《升》卦中的“歧山”更为具体罢了。我们由此看来，此书的作者实乃为殷周之际西部歧山一带人。这是一个此书作者的地域问题。
此书的作者既为殷周交际的箕子时期人；此书的作者又非王侯一流人物莫属；此书的作者又深通师律之道；此书的作者又为殷周交际之际的诸侯兼并者；再加上此书的作者又是殷周之际的西部歧山一带的一个正由“建侯” 而又每每“或从王事”的崛起的“王”者，我想，此人恐怕就非周文王莫属了。
周文王为何许人也，他本是殷商王朝西部边陲一个小国的诸侯。开始其祖居于陕西彬县，后在古公〓父时期因受狄戎侵扰迁居于歧山之下的周原定居。到了季历（周文王之父）时期，其国势逐渐强大，号称“西伯”。再到了季历之子昌时，国势日盛，晚年自号为“文王”。
对于周文王的生平，我们不妨抄录一下范文谰《中国通史》中的一段话。 范文谰写道：文王战败西戎混夷，又灭附近几个敌国。拓境西到密（甘肃灵台县）， 东北到藜（山西藜城县），东到（于+阝）（音于yu河南沁阳县附近），对纣都朝歌（河南淇县），取近逼的形势。他又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流 域，教化那里的蛮夷，称为江汉汝坟之国，也称为南国，也称为周南召南。南国是周基本力量的一部分。文王晚年，已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之三分之二。
我想，就此一段文字就足够了，我们不仅足见周文王为何许人物，也足 见《周易》中所涉及到的诸事又与周文王生平业绩又何等切近。
到此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说一部《周易》远非“卜书”，它不仅是一本哲学著述，它更是一本在其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有关其政权的政治、军事、刑律、外务等等综合事务的一本著述；而且也可以说，《周易》的作者远非一般人物和占卜之流，他乃是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这人不是别人，他乃是周王朝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周文王姬昌。我想此结论应该是正确的。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十九卦《坎》卦的“六四”爻辞中的“纳约自牖”一语。对于此一语中的“牖”一辞，历来易学家皆按窗户来下注。“牖”固然指窗户，但古牖又通（姜－女+久），（姜－女+久）里亦常写作牖里，其地在今河南汤阴县一带，为殷纣王拘禁周文王处。
从《坎》卦的具体谈及周文王拘于牖里因“纳约”（指签定一份契约）而获释一事来看，也是以说明《周易》乃为周文王记述其生平事。这也可能是司马迁断言《周易》为周文王所演的依据（但这里并不否认 司马迁的记载还有传记成份）。至于《周易》一书是否为周文王拘于牖里时所演，这个可以这么说：就一般而言，一个大的政治思想家都将会在一个极端困难寂静的环境中形成一个大的思想体系轮廓，周文王在牖里亦可能借卜筮作掩盖或不借卜筮作掩盖在演绎着现存《周易》的某些卦象和内容，司马迁所说的周文王在拘于牖里时演《周易》一事还不至于全为虚构。但根据《周易》将“纳约自牖”编排 在上经第二十九卦之中，其后下经文字，皆当记述周文王在牖里释放后被殷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以及其后兼并其它邻近邦国诸事，从这些卦爻辞文字来看，《周易》的成书年代当为周文王晚期所为，而并非为拘于牖里所演，这是一个不容推翻的事实。
附：
杨兴让先生简介：生于1946年3月，原在新疆温宿县水泥工作。1996年因病退休回陕西洛南老家定居。著有《周易研究》2001年11月由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红楼梦研究》2002年12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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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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