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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国传统的思维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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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与中国传统的思维范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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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斯萍 转贴自：郭斯萍博客 点击数：3270 文章录入：云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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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国传统的思维范型——兼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的典籍;其流传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被人们视为重要的经书，列居群经之首。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尊奉为神圣的经典，其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书，是周人占筮记录的系统化，古人依据其中的卦象和卦爻推断人事吉凶。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它对我国古代的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伦理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诸领域和思想诸流派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比附《易》说，或以为旗帜，或以为立论的出发点。《周易》的这种深远影响及无比的凝聚力，使熟悉它的人们不能不感到惊叹和迷惑不解:《周易》为什么具有如此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留给我们民族心理上的痕迹是什么?这个痕迹对我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起着什么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这部中国最早的哲学典籍所表现出的思维形式的研究，确认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共同认识图式，以及这种认识图式的根源、形成与发展，并结合西方的认识图式进行比较，以分析并回答上达疑问。
由于问题本身的宏大难断，加之作者的学力所限，本文的研究难免粗糙浅陋，因此特别期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诚恳指正。
先来谈谈《周易》为什么具有如此非凡的影响力问题，这得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点谈起。
一
古代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特点，把世界分为截然分离的两个层次：如天和地、人和神、生者和死者。上天和祖先是知识和权力的源泉，天地之间的沟通，必须以特定的人物和工具为中介，这就是巫师与巫术。统治者只要掌握了这二者，以及附居于他们的艺术、文字等物事，就占有了与上天和祖先交往的权利，也就取得了政治的权威。于是巫师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缺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巫的首领、杨向奎先生曾指出:"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1]例如甲骨文中，常有商王卜问风雨、祭祀、征伐或田狩的记载。据卜辞记载，唯一握有预言权的便是商王。此外，卜辞中还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梦的 内容，所有这些，既是商王对活动，也是巫师的活动。它表明，商王即是巫师。可见，强烈的巫术色彩，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巫觋文化不仅笼罩了夏商周三代，甚至在以后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上层统治者的封禅求仙，到普通老百姓的算命打卦；从秦末陈胜吴广的荒郊狐鸣，到清代蒲田人民的设醮祈雨，莫不有它的影子。因此，中国古代文明可以称之为“巫现式文明"。《周易》便是这种文明的产物与见证。对于这一点，只要了解一下古人的筮占方式及其演变，便非常清楚。
上古时代，人们向祖先或鬼神卜问吉凶祸福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龟卜和占筮。
商人的龟卜活动一般在宫廷中进行，商王届时亲临监督;众多的臣子，包括具有巫师身份的神职人员都要参加。甲骨使用前均作过细致的处理，要刮削平整;甚至浸泡烘干，最后施以钻凿。占卜时，用火烧灼窝槽底部，甲骨正面就会出现游丝般的裂纹。对裂纹的解释，便是向祖先提问的回答。裂纹显示的小兆则由"占人"来解释，但常常由商王亲任。占卜完毕，有时要在裂纹旁边刻下所提的问题，偶尔还要刻下得到的回答。由卜辞得知，商王在筑城、征伐;田狩;巡游以及举行特别祭典之前，均要求得到祖先的认可与赞同。从以上商人的龟卜过程可以说明下列事实，第一，古人相信并尊崇祖先或鬼神的存在与权威地位；第二，古人经常向祖先或鬼神祈求指示，并以其代言人自居；第三，这种祈求的方式是纯粹被动、偶然的，其对话与解释完全是卜者的主观臆想。
到了周代，便不仅有龟卜，而且讲占筮了。关于占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说:"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经卦一指基本卦；"别"指相重。"易"，郑玄注说:"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揲”，数;"蓍"，占筮用的草。按此说法，占筮之法是，数蓍草变化的数目，得出八卦之象，依卦象推测吉凶。"连山"、"归藏"之法，已不清楚，现传下来的占筮之法便是《周易》;关于《周易》揲蓍求卦的方法，《周易•系辞上》有记载: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卦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仂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仂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衍"同"演"。这段话的意思是，以五十根蓍草为"大衍之数"，以从中拿出一根放在外边不参与蓍草数目的变化为“其用四十有九"。都认为以后经过四次经营得出一变之数。第一营是把四十九根任意分为两部分，此即“分而为二以象两"。第二营是于右边一堆中取出一根放在一边;此即"挂一以象三"。第三营是将左右两堆的草根，以四根为一组，分别数之，此即"揲之以四以象四时"。第四营是将左右两堆中的余数放在一堆，此即"归奇于仂以象闰"。“奇"指余数;"仂"，一说谓指间。这四次经营即分二，挂一，揲四，归奇，称为一变，此即"四营而成易”。一变之后，除去挂一归奇之数;将左右两堆草根混合在一起，再按四营的程序数一遍，此为第二变。二变之后再将剩余的左右两堆草根混合在一起，按四营的程序再数一遍，此为第三变。三变的结果，按其总的余数的情况，便得出卦象中的一画或一爻之象。共经过十八变，便得出六爻的形象，成为一卦，此即"十有八变而成卦"。总之，占筮这种算卦的方法，是以蓍草数目的变化，求得八卦的形象，从而推测吉凶。《周易》便是占筮记录的整理形式。
据近人研究，《周易》中断定吉凶的辞句同甲骨文的卜辞相比，有许多是相同的。如甲骨文中的"贞"字，乃卜问之意。《周易》中的"贞”字，也是卜问之意。又如卜辞中有"吉"、"大吉"、"亡尤";"利"、“不利"等。这同《周易》中的"吉"、“元吉"、"无咎"、"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等，也是一致的。这说明《周易》中的占辞是脱胎于或模仿卜辞的。按《周礼.春官》所说，卜所依据的是龟的兆纹，筮所依扩的是卦的形象;卜兆有颂即卜辞，《周易》的卦象则有卦爻辞，二者也是相通的。从商人的龟卜到周人的占筮，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韩简的话说: "龟，象也;筮，数也。"二者相比，有以下特点，第一，钻龟取象，其裂痕是自然成纹，而卦象是手数蓍草之数，按规定的变易法则推衍而成。前者出于自然，后者靠人为的推算、其二，龟象形成后，便不可改变，卜者据其纹，便可断其吉凶。但卦象形成之后，要经过对卦象的种种分析，甚至逻辑上的推演，方能引出吉凶的判断，同观察龟兆相比，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思考性。这两点表明，占筮这一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意味着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了，卜问吉凶时人为的因素增加了。
既然中国文明走的是以政治权威的形成、发展和维持为特点的道路，而巫觋文化又是这种政治权威的核心。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周易》何以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尊奉为神圣的典籍。而历代帝王对巫觋活动的无比敬畏和极度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由此形成的巫觋式文明也就必然会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等的发展中留下深深的遗迹，久久地影响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方向与脚步。
二
如果说中国式的巫觋文明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是以各种各样的迷信、习俗等为其象征和基础的话，那么这种文明在统治阶级及其思想领域中则是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周易》为其核心、权威和指导。因此，只有准确地理解了《周易》的实质，才能拨开《周易》自身以及由它而起的层层迷雾，真正看清并分析它给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等方面留下的痕迹。
《周易》的核心是“象"，在这一点上，古今学者的看法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也许是由于《易传》曾有过权威性结论，"易者，象也，象者，像也。"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也认为"易经里最重要的逻辑学说是象的学说"。[2]易学专家李镜池先生说过:"《易传》认为《易》的根本道理在于象。《象传》作者自以为能够发明《易》的根本道理，或者专从象解释。故名为‘象’"。[3]《彖传》同样是讲象的，《系辞》说"彖者，言乎象者也"，那么，"象"究竟是什么呢?对此分歧较大，这里暂且绕开这些纠纷不提。从《周易》作为占筮的记录、归纳这层性质来看，"象"最初应是指卦象，包括钻龟呈现的游纹和蓍草摆出的卦画。这些原始的卦象在古人看来，代表着祖先或鬼神对卜者所提问题的解答与指示，因而在古人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地位。由于原始的龟纹与卦画不易保存和流传，便只有借助于文字将其内容记载下来，这便成为易经中的卦爻辞。当然并非所有的卦爻辞都具有象的作用，但此时象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某些卦爻辞来体现，这便赋与了《周易》不朽的价值。
《易传.系辞》中对于"象"说过几句有名的话："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有四象，所以示。"等等。对此，胡适曾概括地说:"象就是人们对事物所构成的映象或者‘意象'。在《易经》里，象字被用在两种稍有不同的意思上，第一，象只是人们注意到或感知到的自然界的一种现象;第二，象是能用某种符号表示的，或者在某些活动、器物中所能认知的意象或者观念。"[4]胡适对"象"的解释及概括与《系辞》中的理解似有差异。"象"与人们感知的"现象"并不等可，并不是感知到的一切现象都是"象"。无论是从"象"的原始涵义还是从《系辞》的解释来看， 都只有那些能"见天下之赜"，能"见吉凶"的自然现象才有资格称为"象"。胡适的概括显得有些简单化，《系辞》的解释更贴近"象"的原始意义。据此，我们可以给"象"重新下个定义：象就是用一定符号表示的某些能预示人事吉凶、前途等的自然现象或奥秘。因此"象"并不神秘，除去原始的卦画不提，从《周易》的卦爻辞中随处可摘。如乾卦的首句"初 九，潜龙，勿用"，便是取"龙"为象，以"潜龙"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求有用于世。再如大过卦九五爻辞"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这是取"枯杨生华"这一自然现象为象，来评价老妇得夫这件事。
从"象"的起源及其在古代筮占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可以归纳出它的以下特点:
(一)权威性。"象"最初指筮占的原始结果，后来引伸为代表对这些结果进行解释或者类比的符号。由于"象"是祖先或鬼神的指示，因而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以及老百姓的心目中皆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象”成了解释一切的"原理"，成了评判一切的准则，成了一切的出发点。
(二)偶然性。从前面的龟卜或占筮中可以看出，"象"的获得是非常偶然的，"象"与自然、现实(人事)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对它的解释也是主观、人为的。"象"的这个特点使之彻底排除了客观规律的指导。
(三)社会定势性。就如远古的统治者举行筮占活动完全是为了巩固其统治一样，"象"之所以模拟自然现象也完全是为协调人际关系、处理人际事务提供准则，寻找权威力量。因此，"象"决不会导致自然规律的发现与总结，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四)可楔接性。由于"象"的预兆功能以及社会定势性，因此"象"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同化力。加上它的权威地位，便使得中国后来各种思潮、流派、观念、思想都努力依附其门下，期望能与之认同，以获得"派生"地位。因此"象"具有极其强烈的楔接能力。
"象"不仅是(周易)的核心和灵魂，而且它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呢?下面我们从它与原始的集体表象以及概念的比较中来表明它的价值。
法国著名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其名著《原始思维》中曾提出"集体表象"的概念。他认为，集体表象是原始民族思维中最主要而且是最重要的特征。集体表象除了具有一般表象意义上的智力或认知方面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它还具有情感或运动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能改变正常的认知能力，使人们对被表象的客体持另一种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态度。因此，集体表象具有神秘的一般特性。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每个存在物，每件东西，每种自然现象，都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都具有某种神秘的或者说神奇的内涵和联系。这便使得集体表象具有超自然的色彩。相比之下，作为远古原始的中国人的认识图式，"象"比"集体表象"更为进步。首先，"象"并无超自然的意义，而是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模仿。其次，"象"源于与祖先、鬼神沟通的筮占活动，虽然祖先或鬼神威严无比，但毕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而且也值得尊敬与信赖。这样便不会导致象"集体表象"那种对自然持恐俱、害怕的态度。其三，由于"象"的目的是力图用具体的自然现象去说明一般的社会现象，这便无形中使"象"具有一般的或抽象的意义。而"集体表象"不仅是具体的，而且与生活的环境血肉相连;缺乏抽象能力。其四，"象"能够保证对自然的较正确的认识，不会像"集体表象"那样导致对自然的错误认知。
但是，与概念相比，"象"又具有十分明显的缺陷。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发展一般经过三个阶段，(1)原始宗教神话阶段。表现为用超自然的神秘原因来解释世界意识形式。(2)自然哲学阶段。表现为对世界的认识还局限于直接的具体的表象认识，始终把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作为本原，正如黑格尔所说，"普遍被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形态里"。(3）思想家哲学阶段。表现为思维水平突破自然哲学思维方式，达到间接的抽象思维的认识。西方最早是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思维方式的突破，他提出从个别中寻求一般、从具体事物中寻求共同概念的问题，并且认为这种共同的、一般的本质或实在只有思想才能把握，是理性思维的对象。柏拉图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宏大的理性主义的理念论哲学;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一次重要的飞跃。"最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论的思维方式，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种概念思维。我们知道，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在感知、表象等基础上抽象形成，并用语词表达的。概念是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形式的基础，是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逻辑前提。但是，"象"则不同，其形式是偶然的、先验的，主观的此其一；其二，"象"是用具体的、特殊的形象来表达或者用与现实毫不相千的极其抽象的符号来表达。
综合前面的论述，由于中国文明的独特发端，由于中国文明的核心是巫觋文化，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象"的权威地位及其特点，最终便积淀内化成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独特的思维范型——象化思维。
三
象化思维的过程是"象"的运动过程，是以"象"认识世界的过程。由于"象"的权威地位及其认识功能，便使得中国传统的思维形式始终不能突破"象"的水平，始终不能达到抽象、间接的"概念"思维水平。那么"象"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呢?先来看看"象"的内容。从内容上看"象"有二个基本元素:一是"意"，即任何象都蕴涵有相应的意、比如"虎"这个象就含有"勇猛、强悍、骄横"等意;用这个象去比喻某人、某物，便是将其申的"意"附到某人、某物上面。在《周易》里，意象是以分立的形式出现的，"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象指卦象，意是人们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是道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王弼也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周易略例》)。这里的象亦指卦象。意、象对举，说明人们看到意象中包含有意、象的矛盾和对立。问题在于，意象不仅仅是意和象的对立，更重要的是两者的统一，即意与某象最初是结合的，然后又与之分离，与另外的象又结合，就这样表现为"分离—— 结合——又分离——又结合"循环往复，构成象化思维的矛盾运动过程。故何景明说："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日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体之撰;意象尽矣。"（《与李空同论诗书》)意与象的这种从分立到结合，又从结合到分立的过程，实质上是"意"在不同的"象"中运动的过程;可称为"意会"过程。这是象化思维的基本过程之一。
"象"还有一个元素是"境"。《周易》谈到卦象的形成时，说它"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说明象是有其经验来源的。与概念不同的是，象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而是一种"取象”，它直接运用具体的、个别的形象去把握那普遍的一般、是一种"象征"。用作象征的象具有丰富性和多彩性;这不仅仅指它是对物象的具体形象的摹状，更重要的是它还凝聚着物象周围的境况以及主体的心境、情绪等因素。这种种物象之外的因素，总名之日"境"。具体地说，它包括物境、心境。它们和"意"一起构成象的总的图景。在象化思维中，这种图景对认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深深地、透彻地把握了构成"象"的境，才可能准确、恰当地理解这象所蕴含的"意"。这种以境达意的过程可称之为"境悟";这是象化思维的又一基本过程。
由于象化思维总是通过"意会"和“境悟”的途径去认识、把握世界，因此，诸如类比、象征、比、兴等认识图式便一直为中华民族所擅长和青睐、《周易》中的卦爻辞大都采用取喻的方式，表现为充满象征的语言风格和形式。中国短诗的发达也与此有关。《诗经》与《周 易》使用着同一类型的意象。孔子论诗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面二句取象，后两句是"意会"的结果;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维方式使读者有一种跳跃的、顿悟的快感。还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令;也具有同样的审美效应。《易传》注释《周易》是采取类比的方法;抽取某一卦象，然后附说上一套人生哲学和政治思想。用这种方法水易传》把周易》中的"象"的范围，从自然现象扩大到社会现象，从具体事物发展到抽象概念，所谓由"卦彖"而"卦德”。据李镜池先生的统计:综合《左传》和《国语》所载，八卦之象逐步扩大，乾由天扩至光、王、君、天子、父;坤由土扩至马、帛、众、顺、温、安、正、厚;坎由水扩至川、众、夫、劳、强、和；[5]等等。这就是日后卦德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其途径就是象化思维规律。
无论是"意会"还是"境悟"，其实质都是强调主观的作用，突出主体的存在，客观世界只是思维的工具，而不是认识的对象。因此，象化思维是一种介于原始思维与概念思维之间的特殊思维。原始思维由于其特有的神秘"集体表象"而导致对世界的错误认识，或者说一种超自然的神秘观念，象化思维所依据的"象"根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模仿，且由千这种象具有绝对准则的意味，因而具有某种客观的性质，当然这种客观最终也淹没于取象的主观与人为的途径之中。但是，象化思维毕竟是朝着规律、朝着事物的其实面目方向努力的，尽管这种努力的结果不尽人意。这可以从它与概念思维的比较中体现出来。与象化思维的本质区别在于:第一，概念思维是以概念而不是以象去把握、认识世界，这便导致第二点不同，即概念思维能发展出严格的三段论形式，并最终经培根的"归纳法"得到补充与完善，而象化思维则无法跳出"象"的种种局限，无法获得宏观的思维形式。因此，归纳起来，象化思维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观性。即从象的征取过程到类比过程都决定于偶然性的、人为的因素，用完全是主观获得的象来认识世界，认识客观规律，显然难免"盲人摸象"的后果。第二，压抑性。这是象的权威性导致的，与"集体表象”不同，象的权威作用一方面使古人摆脱了与自然的恐惧、神秘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使古人对客观自然持淡漠或者主观化的态度。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淹没到人与人的关系里，而巫现文明的特色、象的不可逾越性，便形成了等级森严、递次压抑的关系。于是，尊从、依赖、保守便取代了独立、盲险、创造的思维内容。第三，包容性。由于远离自然、远离客观，象化思维便失去了固定的坐标，缺乏概念思维那种严格的规则，这便使之具有极其灵活自如、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同化能力。遗憾的是这令"人"惊叹的能力却无法使"自然"动容。
不难想象，当一个民族以这种共同的认识图式去认识世界时，肯定无法建立象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中那样的殊功。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遵循着共同的客观规律。因此无论是深入而客观地研究自然还是社会，都必定能把握到复杂现象深处的客观规律，都能导致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导致社会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导致人类自身的完善发展。但是，这里的前提必须是"深入而客观"地去研究！象化思维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正如我们现在所发现并切身感受到的那样，传统的思维范型果然未能帮助我们获得自然之神的保佑，相反，这种以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为动力的古代文明所孕育、积淀而成的"象化思维"，长久地陷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如鱼得水、不可自拔，无法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或者说从社会存在之中)找到自然之镜。文明的发展因此迟缓而沉重。
象化思维一方面是古老文明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影响制约着悠久文明的更新与发展。我国目前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渴望能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困境，但是，前途虽然光明诱人，脚下的道路却曲折、坎坷得令人喟叹。也许我们的文明天生就不适合于与自然、与物质世界打交道。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科技的发达，是对自然或者说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能力，而这便要求一种相应的思维范型——概念思维，即以概念为认识工具(中介），以严密而客观的归纳——演为的思维形式;象化思维恰恰相反，也许说它无法胜任现代化的重任还为时尚早，也缺乏更充足的论证、但是，倘不尽快找到使象化思维向概念思维转化的途径。尽快更新古老文明深层的这种陈旧的思维范型，那么，现代化就极可能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梦！
注：
[1]杨间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笫164页。
[2][4]胡适《先秦名学史》第二编"孔子的逻辑”。学林出版社。
[3][5]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0页。
参考书目：
[1][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朱伯焜《易学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金景芳《周易讲座》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杨百顺《西方逻辑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刊于《争鸣》1994年第2期（总第72期）（责任编辑：雷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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