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气功在中国医术中的作用，不能不翻开历史，谈一谈中国的历代名医，如扁鹊（秦越人）是妇孺皆知的古代名医，他主要是能透视病人的五脏六腑的这种气功功能，于是对症下药，使他名声大振，成为历代传颂的神医；另一位名医华佗，据史籍记载华佗在使用“麻沸散”后曾对病人进行了开颅、开腔、洗涤脏器的复杂手术。从现代科学知识来看，古代的生产水平实无法制造出如此神效的麻醉药，也难以想象古人解决手术感染的有效手段，只能从气功的角度来考虑这个疑难才能迎刃而解。事实上《华佗传》中存在的大量迹象表明他正是一位气功大师，已被现今社会誉称为中国最大的巫师。而被誉为药王的孙思邈在他重要著作《千金方》中有百分之三十是“禁法”（就是修炼气功的方法），在《备急千金方》中讲到练气功要“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这就是气功修炼中的“超级静坐”，可见他用心良苦，虽为“药王”，实是为中国医术在宣传气功。本文所举的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三位“神医”，小一点名气的气功医师历代更是举不胜举。

　　中国医术到了唐代分成了两大派：以气功治疗为主的称为“咒禁博士”、“咒禁师”；而以用中草药或卖药为主的称作尚药局，就是现代中医。据《唐书·职官志》记载，医官有“咒禁博士”、“咒禁师”一类，还有尚药局主药一类，当时“咒禁博士”、“咒禁师”一类人数已超过了尚药局主药的总和。到明清时又合二为一称作太医院设有“祝由科”、“禁科”的专科。直到民国初期，由于西方医术的渗入，大量教会医院兴起，西方医术大有独霸中国市场的气势，公开宣称中国医术不科学、不卫生等，使得当时政府也发出了禁止开设中国医术的通告，中国医术从此面临了“日暮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局面。在中国医术中，主气的祝由科慢慢的在民间断种了，主药的中医也散落民间靠号脉卖中草药混日子。

　　解放后党和政府扶助中医，开办中医学院、开设中医院，提倡中医西医合作，故而今天的中医院是靠西医仪器检查、打针，而中医号脉、开方抓药，一清二楚的局面。今天面对这样一种残缺不完的中国医术，有责任感、有远见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医界的权威、专家、教授都感到有一种责任感—“中国医术一定要振兴”。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由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亲自担任院长的中国气功进修学院，旨在培养中国医术的气功人才，然而一场“气功大潮”却打破了人们美好的愿望。由于气功大师横行加乱吹使得中华气功学院门庭冷落，学员稀少，只好关门。这场气功大潮最大的罪人当属严新。８６年初两弹元勋、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邓稼先少将患了重病，西医、中医都治疗无效，为了抢救国家功勋，当时的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寻找中国医术的异人能人来治好邓稼先少将的病，这一消息传到了“重山重水的重庆府”，传到了当时在重庆中医研究所当按摩师的严新耳中，于是他迫不及待的揭了皇榜，被接进了北京城，可是治来治去，一个月过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死了。如按封建社会的律法：揭了皇榜、治不好、吹牛是要“大砍斩妖”的，大砍就是砍脑袋，斩妖就是拦腰斩断，但奇怪真奇怪，严新非但没有被砍脑袋，而且还青云直上出访日本、游香港了。并且吹牛吹得越来越大，他说：“已经能在几千里几万里外遥控治好病；能在大兴安岭救火；并且在清华大学搞气功科研，到香港搞气功试验”，谎言毕竟是谎言，吹牛总归是吹牛，最后事实结果证明全失败、全是吹牛。但稀奇真稀奇，等到严新在国内实在混不过去了，却被有关单位送往美国，到美国去吹了、去骗了。这一来气功大潮算真正开始了，随严新后的大师们一个吹得比一个大，差一点把地球吹破了。所以我说气功大潮首犯是严新，严新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清醒地人会问为什么假气功能在中国舞台上表演呢？其实原因就是假气功有“两大法宝、一块宝地”。第一大法宝就是会吹，而且越吹越大，就算牛子牛孙宗属也望尘莫及。先是严新吹自己能千里万里遥控治病、能兴安岭救火，紧接着张宏宝大师又吹出：“宇宙射出一道红光，红光中闪出三个东方汉字张宏宝”，成了玉皇大帝了；到了法轮功时更是无法无天，吹出能“立即叫地球停止转动、马上爆炸”，李大师俨然成了一个通天教主了。第二大法宝就是假气功会寻找“依托”。简单点就是“托”，严新到北京是跟他老婆一起去的，严新出头露面的吹，他老婆找“托”。据知情人士说严新有３６个“托”，每次带功报告上，只要严新嘴一说、手一动，３６个“托”就手舞足蹈跳起来了，于是全场都跳起来了、群鬼乱舞了。法轮功比严新更高明，找国家工作人员作“托”，于是就像传销一样，“托”找“托”，一下子法轮功有了上千万的徒子徒孙。说到这里我要提一下，在我国历史上凡是有能耐的气功大师对“依托”是最反感的，情愿砍头也不找“依托”，如三国时统治中国北方的曹操想让华佗成为他的私人医师，华佗坚决不肯“依托”曹操，结果被砍头。现代人会说华佗太愚蠢了，其实不然，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说：“中国有句古话—‘大智若愚'嘛，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迟钝！这是因为他用智慧去考虑深邃的问题。”第三是一块宝地，这块宝地上的善良人都相信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中国医术定然有神秘莫测的高功夫，对假气功的吹牛茫然了，一旦茫然就成了假气功的温床；另一部分人喜爱气功但不想刻苦修炼，总希望能找到“仙传神授”来达到自己功深圆满的境界；还有一部分人已知道是假的、吹的，但还是当买彩票一样试一试、碰碰运气，也许真能碰到神仙。

　　在这场气功大潮中值得人们称赞的还是有的，在人体科研方面，虽然靠吹牛并在清华大学搞人体测试的严新失败了；靠祖传秘功的杨梅君大师在武汉大学人体科研中也毫无成果。但当时以路甬祥校长为领导的浙江大学电力生物控制室却研制出“脑功能静电气功能量测定器”，获得了卫生部部级国家科研奖，这在中国人体科学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有幸在这项科研项目中充当了一只小白鼠，我觉得很高兴，试想一下如没有西方外科医生的自我解剖、充当小白鼠，哪来今天西医的辉煌啊！可就这项科研项目原是被卫生部定为测定气功师的唯一标准的仪器，却遭到了假气功的攻击、否认。当时在中国领导气功的总负责人是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中将，他周围有一大帮“气功大师”，卫生部只能让这帮“大师”先测试，但测试结果这帮“大师”都是普通人，连初级气功师生理指标都没有，于是惹恼了这帮“大师”，这帮“大师”于是就围着张震寰副主任说：“张主任，这台仪器算不了什么，是测不出我们这些高级气功师的能量的，我们能呼风唤雨，能大兴安岭救火，能千里万里遥控治病，这台仪器能测出这种功能吗？”于是张大主任也莫名其妙了，就对卫生部的人说：“这项科研仪器先放一放，等以后研制出新的仪器再说吧”，可是我等了快２０年了，却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体测试仪器出现。可他的这么一句话却断送了中国多少该拿气功行医证的气功师拿不到行医证。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领导气功研究不能靠首长指示一锤定乾坤，我建议气功应该由中科院测试、研究、鉴定，成熟后再移交卫生部管理。我今天这样说并不是我对张震寰主任有什么成见，老实说我跟他关系还不错，当我在北京航天部作腾空学术报告和腾空表演期间，他前后两次接见了我，并亲自主持了这个报告会，在航天部第二次接见我时，他带着原国家体委体育研究所所长张兴和几位气功研究会的领导对我说：“昨天中国气功研究会开会，有好多位理事说要改变中国的气功面貌要你包雄涛出山了，望你能对中国气功研究会有所贡献。”我说：“我实在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要回杭州了。”他又介绍我给他的战友、原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中将治病，我不负他所望，使王副总长和他的两位保健医师都一致感到满意，身体健康活了十来年。这总算给他面子上增了点光，他曾接严新去给邓稼先治病，一个月就死了；他介绍张宝胜给共和国元勋叶帅治病，也彻底失败了。我算对得起张大主任了。上述话我是实话实说，我要对中国今后的气功前途负责，只能让您地下有知原谅我的坦率了。

　　老子曰：“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在这场气功大潮中要算辛勤耕耘在全国各医疗单位默默无闻的气功医师最惨了，他们没有气功行医证便要受到西医中医的冷嘲热讽、刁难、歧视，而得到的报酬又低得可怜。就拿前苏联被称作世界魔术女的朱娜来对比：由于前苏联科学院证明了朱娜有非寻常的生理功能，能用气治病，她在全世界公开明码标价：２０分钟治疗需５００美金，相当于４０００多人民币，可我测试的生理功能比朱娜更高，但我在浙江省建工医院（现改名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拿到的只有１０元钱一次，分一半给医院，其实拿了５元钱，中国气功治疗报酬是世界上最低的。自从经过取缔“法轮功”后，全国一切医疗单位都已停办了气功治疗便大多数失业、改行了。在这里我只能用一直支持人体科学的钱学森教授的话来安慰安慰凄惨透的气功医师：“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胆气壮'，他也一定不怕艰难挫折，勇于改革创新。”

　　时代大踏步前进的今天，我们中国医术不能再落后了，“要发掘要赶上去”，我们也不能再“谈气色变、裹足不前了”。１９９６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柯尔教授说：“但是已经很清楚下个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在这个生物学竞争的世纪，我们崇敬生命，但不神化它，生命并不神秘，生命的本质在我们中国医术中都有。现在可能有人会说西方的医术已经到了基因克隆的时代，其实不然。在《内经》上记载了：“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其实说穿了“移精”就是现在医学所讲的移植基因，我们的祖先已在两千年前已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基因，是我们人身体的一部分。今天在国外基因治病的费用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在美国也只能亿万富翁先用起来。据西方杂志报道：“洛克菲勒大学有一条肥胖基因，售价高达２０００万美金。”而我们中国医术气功的修炼就是燃起人体的生命之火，催醒人体的活力本源，这个人体活力本源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基因，气功的治疗实质上就是改变病人的病毒基因，古人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要我们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注进中国医术气功这特殊血液定能葆其中国医术的美好之青春。至于说到克隆就更好理解了，一条蚯蚓切成二段就变成二条蚯蚓了，一株中草药的金银花依靠它沿地爬走的匍匐茎切成无数段，一年后就长出无数金银花……，凡此种种只要是来自一个祖先，经过无性繁殖的一群个体，统叫“克隆”，在中国古代气功书籍中早已记载，如修炼气功后出现的身外身、分身术等，对于克隆的设想，我国近代的大作家吴承恩已有过精彩的描述—孙悟空经常在紧要关头拔一把猴毛变成一大群猴子，猴毛变猴子就是克隆猴子，怪不得鲁迅先生评价吴承恩中说：“吴承恩，不是佛家，也不是道家，但肯定是一个修炼气功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运用理性思维演出许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体验不到、不能解释的结论，他创立的相对论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对一切不理解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１９９８年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一篇《跨世纪的展望与思考》文中说：“２１世纪将是生命科技的世纪，许多疾病如癌症、艾滋病、糖尿病等将从根本得以控制和防治，人的衰老过程可能延缓。对认知奥秘的新的认识，将不但可能带来教育科学的革命，而且将引起信息技术新的变革。”路甬祥院长这篇讲话不仅是针对现代科技的，也是针对中国医术古老科技的，在文中提到“对认知奥秘的新的认识，将不但可能带来教育科学的革命。”现在有些东西在国内不重视，但在国外迫切需要，例如浙江大学研制的“脑功能静电气功能量测定器”在国内的报刊都介绍过，但并没有引起注意，而美国却迫切想知道内中情况，首先是李政道博士来浙江大学向校方要去论文和我的梵光照片，随后又一批批的邀请浙江大学生控室的研究人员去美国。现在只剩下浙大胡中楫教授在家、我这只“小白鼠”在浪迹天下，余下的所有搞这项仪器的研究人员都去美国了。国内像棵草，国外变成宝，而国内送出去作为宝的大师们，在国外变成烂稻草，也只能靠点迷信宗教混日子。我沉思中……，沉思中……。我想一切有热血的中国人都会听见祖国母亲的哀声：“救救中国医术吧！”我不想再说了，我想用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