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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构建与发展——中医现代化悖论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 博士后）
20世纪对中医学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有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通过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后是有50年代对中医的排斥、歧视，60、70年代关于中医阴阳五行存废的论争，继而有80年代以来对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如何现代化的追问。的确经过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医是到了该彻底反省、认真总结的时候了。
近年来，提的最响的口号是“中医现代化”。可是对如何现代化，却是见仁见智，争议不决。比较多的研究者认为：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接轨，以客观、规范、定量、精确为基本要求，将中医的概念、理论作客观化、定量化转移，采用实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开展中医学的“实质”研究、“物质基础”研究，以及在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使中医气、阴阳、脏腑、经络、证等抽象概念可以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语言进行阐释和翻译，从而使中医成为一门物质基础明确、实验指标客观、数据精确、标准具体的科学。简言之，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科学化。对这种观点已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并正引发一场论争。
本文认为中医现代化问题已构成一个悖论，那就是中医学要现代化就要科学化，就要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20世纪末的中医就处于这种两难的尴尬境地。
－、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
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因为不科学，所以才要科学化。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科学”。
关于“科学”的界定，已出现很多种定义，有人认为科学就是对宇宙万事万物规律的探讨，有人认为科学就是分科的学问，有人认为科学就必须满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这三个要求。应该说上述第一种观点是宽泛的意义，第三种观点是严格的意义。
就严格意义的“科学”而言，在17世纪以前，不仅中国没有，西方也没有。严格意义的科学是在欧洲由16－17世纪那场“科学革命”形成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但认为它不是理论性的科学而是经验性的准科学或前科学。董光壁认为李约瑟并没能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理论特征。他在研究了西方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之后，指出中国传统科学在秦汉时期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气论为哲学基础，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五大学科各自形成自己的科学范式，并且联合开辟了宇宙图象之历法摸式、数学模式和物理模式之先河。其后传统科学的积累以其三次高峰展示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行为轨迹。结论是中国不仅有科学而是似乎也可以说有理论科学，不过它的特征不是公理论而是模型论的。东西方传统科学差异的总源头是生成论与构成论的不同。东方以生成论为主流，于是形成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特征；西方以构成论为主流，于是形成西方传统科学的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特征。①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科学唯一沿用至今的学科，它集中体现了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科学的特征。我们应该敢于承认中医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即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不能数学描述，不能实验室检验。这是客观事实，没必要遮遮掩掩，从理论特征上说，中医还不是一种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科学，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医却是－种宽泛意义的科学，是一种模型论科学。
模型论科学把理论看作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用模型化方法表达理论，用“同构”概念来说明理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数学关系和物理关系。模型的优势在于，除部分地包括对实际观察到的现象描述外，还可以包含许多非实在因素对应的结构。模型是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形式，是一种理论化了的理论形式，其中的命题不一定要看成真的，但在它们的集合中必须是可逻辑推论的。运用模型可以从原始观察陈述出发，推论出尚未观察到的一些有关的命题，而这些推论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新的初始命题，由此不断地去寻找越来越多的可观察性质。①
“模型论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新观念，用这个新观念来审视中医学，我们可以自然地得出中医学是科学棗是模型论科学的结论。
二、中医学建构的核心方法
中医学采用模型的方法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模型论科学。有学者认为模型的方法也是现代科学的核心方法。②实际上两者采用的“模型’是不同的，中医学、中国传统科学采用的模型是思维模型，而现代科学采用的模型是物质模型。
所谓“模型”是指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是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
物质模型是以某种速度、形式相似、人造或自然的模型实体去再现原型，物质模型是摸拟实验赖以进行的物质手段，思维模型是人们在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并且运用它在思维中进行逻辑推理、数学演算和“思想实验”，可分为形象的（唯象的）模型和符号的（标志性的）模型，前者是以理想的或想象的形态去近似地反映客体，后者是借助于专门的符号、线条，并按一定的形式组合起来去描述客体。
现代西方生命科学主要采用物质形式的模型，如动物模型，以模型（动物）和原型（人）之间的生理过程、病理过程、心理过程的某些相似为基础进行摸拟。
中国传统医学，从《内经》开始采用思维形式的模型法（而不采用物质模型法），其思维模型主要有：阴阳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河洛卦象数理模型，可统称为“象数符号模型”。而以阴阳五行为最基础模型，它是中医及整个中国传统科学建构的基础。这个思维模型是定性化的，并不用以表量，虽然也能进行简单的运算，但不是作为严格的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和推论的依据。③
三、中医理论（概念）研究的误区
中医学概念如阴阳、气、脏腑、藏象、经络、证，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中医现代化所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按照科学化、现代化的要求，科学概念不应该是抽象的、歧义的、模糊的，而应该有确切的、固定的、清晰的内涵。而中医理论概念却不符合这一要求，所以要以实证实验、分析的方法，研究这些概念的“物质基础”，于是近年来这种以寻找“物质基础”为目的的中医科研课题全面铺开，并很容易获得各种科研基金的资助，与此同时，那些非实证、实验研究的课题则难以立项。
然而那些对中医概念、中医理论进行现代阐释、科学研究的成果，却不容乐观。它给中医理论思维造成了一种新的混乱，给中医学制造了另一个悖论棗那就是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既能证实中医概念的科学性，又能证实中医概念的非科学性。从而陷入中医科学研究二律背反的学术怪圈。
让我们来审视一下中医核心概念“脏腑”（“藏象”）现代研究的思路和结论。
“脏腑”的现代研究，主要采用与西医解剖组织相对照的思路，将“藏象”看成是藏之于内的实质性脏器，不少研究将中医的心肝脾肺肾等同于西医的这五种脏器，如心被看成心脏，脾被看成是消化系统的器官，心包络被看成是心包膜，命门被看成是肾脏、是肾上腺皮质、是内分泌系统，三焦被看成是网膜或淋巴系统……将中医五脏关系理解为西医脏器间的关系，如肝与胆相表里就是“肝脏”与“胆囊”的解剖位置互为表里、两者功能互为联系；肝肾同源的缘由就是肝病患者具有骨性肾虚证表现，血钙、血磷及相关激素下降……
目前有关藏象的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心：对心气虚实质研究，从血液流变学、血浆cAMP（环核苷酸）含量，心肌图等方面与心气虚进行对比研究，揭示心气虚患者淋巴细胞内cAMp含量提高，是细胞免疫功能低下机理之一。
肝：对肝阳上亢所致肝病的研究，选用神经系统、内分泌、血管紧张素、分子生物学、血液流变等40项实验指标研究，认为其生理病理基础是外周交感—肾上腺髓质功能偏亢。揭示肝与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神经一体液调节素有密切关系。
脾：研究结果表明微量元素锌、铜是脾的物质基础，在脾虚失运（脾主运化）、脾主肌肉模型中，酶分泌下降，活性降低；揭示脾与植物神经、垂体—肾上腺皮质、免疫、消化系统及三大物质代谢有关。
肾：肾与神经、内分泌、免疫有密切关系，肾阳虚证具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紊乱的特征。
肺：肺气虚患者微循环血液流变量值及微血管传导值有改变，说明肺气是调节微循环物质之一。
然而在脏腑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心主神明、心阳虚、心与小肠相表里、肝藏血、肝主疏泄、脾阴虚、肾主纳气、肾主耳、肾主骨生髓、肺主宣发又主肃降，等等，均没有很好的解释。
这种研究的结果使中医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些人因为脏腑的某些方面在解剖组织学、生理学上找到了物质结构，于是喜形于色，赞叹古人的伟大，中医的科学！另一些人因为脏腑的某些方面找不到物质结构，于是妄自菲薄，甚至怒斥中医根本没有科学性！中医界成了理论思维最为混乱的领域之一。
四、如何走出“悖论”的怪圈？
本世纪的中医研究者应该而且能够为2l世纪的中医研究指出一条出路，以尽快走出中医现代化悖论的怪圈。笔者仅提出两点看法，以供专家讨论。
1、认清中医概念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关系实在。
上述寻找物质基础的中医科研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就是中医的气、阴阳、脏腑、经络、证是一种物质结构。这种观点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中医概念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关系实在。
实体是西方哲学最核心的范畴，以原子论为代表的希腊自然哲学，将某种具体的物质实体作为世界的本原、万物的始基。可以说重视实体物质的原子论、结构论是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西方哲学、西方科学出现了一股从物质实体论到关系实在论的思潮。爱因斯坦定域性的破坏，玻尔量子力学的再解释，时间与实在关系的论争，标志物质实在观的变革；物质的非物质化，“场”概念的提出，能量和质量、潜存和实存关系的表明，标志实体原则的扬弃；怀特海过程哲学、拉兹洛系统哲学以机体系统和结构不变等概念取代物质实体，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从“聚集”义上界说“物”；人本主义诸流派将物质概念心理化，等等，标志当代西方哲学对物质的两种勾消。④
关系实在论是以现代科学、数学（包括几何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但它与东方传统思想背景也有着深刻的联系。与西方式的实体思维和实体逻辑相反，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就形成了以关系，即事物的相关性和相对性为中心的思想方法。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代表作《易经》就鲜明地显示了这一特点。《易经》认为，一切现象都可以凭借阴和阳这二元的组合来说明（分别用符号一一和一表示）。阴是消极性，在逻辑上是否定的，阳是积极性，是肯定。一切现象必须具有消极面和积极面，一切判断也必须具有否定和肯定（二值）。不过，应当强调，阴阳都并非实体，也并非事物所固有的本质。它们表示的正是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例如，男是阳，女是阴，这是相对于男和女这组关系而言的。如果对于双亲来说，男就成了阴，而对于子来说，母则成为阳。也就是说，阴和阳都不是一元谓词，而是从开始就作为二元谓词。④
中医学的概念是对关系实在的描述，而不是对物质实体的描述。如“气”是指生命运动的本源，生命运动的各种关系的总和；“阴阳五行”则是“气”的表达模型，代表相反相成的运动方式及其物质运动内部的关系；“脏腑”表示生命活动的五种类型及其相互关系，而绝不是仅指组织器官；“经络”是生命运动走向及其调控、转换过程的路径……
按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不可通约性原则”，中医学和西医学的概念范畴属于不同的范式，对应着不同的世界，没有同样的指称。因而那种寻找物质基础的藏象研究、经络研究很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2．从非线性科学中获得启示，从中医自身规律出发寻求发展。
目前中医科研借助的科学方法大多属于线性科学的方法，对近年来正在兴起的非线性科学尚无较多认识。
线性和非线性本来是数学名词。所谓线性是指量与量之间的正比关系，用直角坐标形象地画出来，是一根直线。在线性系统中，部分之和等于整体，描述线性系统的方程遵从叠加原理，即方程的不同解加起来仍然是解。非线性则指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叠加原理失败，非线性方程的两个解之和不再是方程的解。非线性物理现象表现为从规则运动向不规则运动的转化和跃变，参量的极微小变化在一些关节上可引起系统运动形式的定性改变，可以促使空间规则性结构的形成和维持（如孤子、涡旋、突变面等）。
近20年来非线性科学在探求非线性现象的普遍规律、发展处理它们的普适方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相干结构的孤子揭示了非线性作用引起的惊人的有序性；确定性系统的混纯使人们看到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而人们多年来视而不见的一种运动形式；分形和分维的研究把人们从线、面、体的常规几何观念中解放出来，而面对更为多样而真实的自然；自组织现象和图形生成反映非线性地耦合到一起的大量单元和子系统中由于有序和混饨竞争而形成的时空组织或时空过程。③
非线性科学混纯研究对于认知生命现象可能具有根本性的启发作用。非线性科学的系统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原理与中医的整体全息观念较为一致。当然作这种分析的目的不是比附，比附是没有出路的。以此论证中医的高明更是毫无意义的病态行为。我只是想说非线性科学或许给中医的发展会有某种启示作用。
中医最终应当也只能按照中医本身规律发展。中医和西医各有优劣，我认为中医优势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的精神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的总体认识以及功能调整上，而西医的优势则体现在生命的物质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的具体分析以及实质治疗上。就目前情况而言“中西医结合”还相当困难，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线性科学的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考虑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然后怎样去发扬这个优势，再也不要（实际上也不可能）处处与西医争短长、全面与西医相抗衡，否则，很可能下个世纪就再也没有中医了。
参考文献
①董光壁，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大难题的思考。易学与科学1998；3（2）：2－4
②孙小礼，模型棗现代科学的核心方法，哲学研究1993；（2）：20一26
③张其成，生命的“二体三用”模型，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1）24－27
④罗嘉昌，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
⑤来健等，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3）：127-145
中医学必将走出悖论的困扰
李致重(北京东方灵枢经络医学研究所)
科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是科学前进的永恒话题。所以，关于科学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软科学研究，自然也是推动科学进步中不容忽视的永恒任务。近40年来，中医学（包括中医与中药）在其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悖论的困扰。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其自我更新与完善寄托在西医上。我们因此而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很大。相比之下，收获虽有，但教训很多。尽管其中有的问题是多少年来人们颇为忌讳的，在科学研究上来说，我们又不得不提，不得不议。尤其是在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20周年之际，提出和讨论这一悖论则更具特殊的意义。
－、评价中医传统科学与技术的五个糊涂观念
近百年来，由于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滚滚而来，人们在评价中国传统科学与技术时，常常有五种糊涂观念。第一，简单地把传统归结为历史的“过去时”，忽略了“发展是时代性的，也是传统性的，时代性与传统性发展是历史性的整体”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因而常常不自觉地全盘否定传统。第二，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在大量学习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时候，人们常常淡忘了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谈到科学却只想到自然科学，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自古无科学。第三，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自然科学包括还原性科学和系统性科学两大类。近三百年里，还原性科学发展迅速，成果累累。人们往往下意识地以还原性科学作为衡量所有自然科学的标准，更不会想到传统科学中还有系统性科学。第四，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发展的原理，技术则是在科学原理基础上的实践应用，如经验、方法和技能等。本世纪初，大学者梁启超曾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严复也说过：“学者考自然之理，定必然之例；术者据巳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但是近代人常常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甚至把技术视为科学。所以常把历史上属技术发明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四大发明说成科学发现。第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因此，当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现代技术面前失去光彩的时候，一些人便认为，“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在这种情况下，近代科学技术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人就一定程度地失去了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撑，于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心态油然而生，常给自己的传统文化扣上“落后”、“封建”的帽子，从而导致传统文化面临断代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全盘他化”。1929年旧中国政府关于废止，取缔中医的喧嚣，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二、50年代初排斥、歧视中医的实质
中国古代在自然、社会和思维各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科学与技术。就中医而言，以《黄帝内经》为标志，说明早在春秋一秦汉之际，即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其中，阴阳五行、经络藏象、病因病机等以及中药的四气五昧、升降浮沉、功效归经等为其科学理论；诊法治则、遣方用药以及推拿、按摩、导引、针灸等为其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诊疗技术。根据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昭给“科学”下的定义；科学是以严肃的态度，严密的观测和实验，严格的推理而得到的关于客观世界中各种物质的形态、结构、相互作用和它们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知识。按照这个定义，检验科学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反映客观实际，或研究物质的运动，或研究运动着的物质，一切从实际出发，来认识客观实际；二是经受了实践的反复验证，有可靠的重复性；三是系统化的知识，即上升为理论的规律性认识。尽管中医的科学原理随着历史的发展还需要不断自我更新与完善，但它是科学的，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点无须怀疑。只是与西方近代科学以及西医学的科学标准、原理不相同而已。
建国初期，担任国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的贺诚、王斌等人歧视、排斥中医，他们企图以西医的科学标准、原理来代替、改造中医。他们所提倡的“中医科学化”，实际上就是“中医西医化。”按照1951年颁布的中医进修《规定》和1952年颁布的《考试暂行办法》，中医开业人员必须学习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药理、医史、细菌学、寄生虫等基础理论课程和其他临床课程，并要通过考试才可行医看病。这些规定的出发点显然是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中医“有技术而无科学”。他们提出的“中医科学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取缔中医合法地位之前，先通过《医师学术考试规则》强制改造汉医，使汉医人员西医化的做法完全相同，而且连规定的考试课目也几乎完全一样。可见，“中医科学化”的矛头直指中医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借“西化”来取代中医的科学原理。因为中医的科学理论一旦被否定，它的诊疗技术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蜕变为一种经验疗法。这是对中医在学术上的釜底抽薪、断根绝源的扼杀。
1954年，针对贺诚、王斌的错误，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严厉地批评了卫生行政部门歧视、排斥中医的倾向和一些人的宗派主义观点，取消了对中医从业人员不合理的“进修”、“考试”规定，端正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使中医受到应有的保护和支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人们没有把发生在中国的“中医科学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灭汉兴洋”以及世界各国传统医学相继消亡的原因联系起来分析，也没有从中医学术上深刻认识“中医科学化”的严重危害性。因此认为中医“有技术而无科学”、有经验而无理论的偏见，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纠正。
三、悖论形成的过程及危害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1954年至1958年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我们全社会对评价中国传统科学与技术上的五个糊涂观念还远远没有澄清，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在中医理论与当代系统科学的内在联系上，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特点上阐明中医区别于西医的科学原理。在缺乏科学基础的情况下，社会上对于医学发展的强烈需求和脱离科学现实的主观愿望，便演变为长官意志和行政干预，因而逐步形成了困扰中医发展的悖论。从毛泽东当时对中医的多次讲话与指示中，可以看到这一悸论形成的大体脉络。
自西学东渐以来，毛泽东一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工作，他始终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硬搬西洋的东西，更反对“全盘西化”。1953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评价了中医，认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他指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西医也有唯心论。中西医一定要团结、西医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1954年7月，毛泽东又一次指出：“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中医“行之有效，这就是真理”。“对中医举行考试，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了医院等”，都是未真正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的错误，按照“中体西用”的思想，他当时对西医学习中医的理解是：“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西医“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全世界”。从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可以看出，尽管他并不真正了解中西医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内在的科学规律，但他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条认识的根本原则，承认中医的科学价值，高度重视中医的继承与发展，坚持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
1956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医的一些基本观点发生了改变。他在1956年3月26日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中说：“中医的经验很丰富，很宝贵，但是因为过去科学基础差，不能发扬。这是提出西医学习中医的根本原因”。在同年8月24日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时又说：“西方的医学和其他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解剖学，你说要不要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很显然，与两年前相比，毛泽东对中医的看法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他过去反对“旧医”、“封建医”的说法， 1956年他也给中医头上加上“旧有的”三个字。
1958年10月11日，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为代表，形成了当代中医工作上的一个悖论。毛泽东的批示是：
“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情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1958年11月18 R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对上述精神画龙点晴地强调说：“我国的民族医学遗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组织西医人员认真学习，继续努力加以发掘提高。”并提出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
这一系列指示是自我矛盾的。既然承认中医学的科学地位，就应当允许中医按照自身的规律，在“时代性与传统性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更新与完善。把中医的发展交给西方医学，这就意味着否定中医的内在科学性，或者认为中医“有技术而无科学”。既然中医“行之有效，这就是真理”，就应当承认指导临床疗效的阴阳五行、经络藏象、病因病机以及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等理论的科学性。指示与社论中丝毫不提这些理论，这就意味着对中医科学理论的怀疑，也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这一认识论原则的违背。况且，“宝库”一词常指尚未被现实广泛使用，藏之于密室而等待开发的东西，这也不是中医的历史与现实。从古到今，中医的生命力存在于临床之中，至今仍有数十万人在学习、研究、运用它，中医何曾入库呢？这其实是只承认西医的科学性，在自然科学中独尊还原性科学的局限性的表现。
这个悖论用逻辑学的形式来说，则是：
中医是科学的，因为它需要用西医的理论来整理和提高，所以不是科学；中医不科学，因为它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并有自身的概念体系和系统，所以是科学。
这个悖论在正常情况下其实并不难破解。但是， 1958年是反右派运动尚未结束，大跃进运动正在高潮，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迅速膨胀的时候，况且这一悖论是以“文件”、“社论”形式布置，推广，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的。不需要讨论，没有人怀疑，用不着理解，更不敢反对。指示发出后，全国上下迅速以组织、人事等措施全面落实，由此形成了中医学术发展和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格局。这个悖论式的格局正好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摸式极盛时期出现的，所以也就在体制上被长期固定了下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悖论式的格局，必然产生种种悖论式的问题。在这个体制中，主张中医沿着自身科学规律向前发展与走“中医西医化”道路两者都符合“最高指示”的精神，但打“语录仗”式的冲突时隐时现，至今未休。在学术上，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公平讨论难以展开。除了因为“最高指示。以及管理体制这样一些令人难堪和无可奈何的问题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界内部在继承与发扬、泥古与离宗、特色与西化等方面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事纠葛、功利得失等切身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推不动、打不散、剪不断、理还乱的重重矛盾。虽然出于学者的天性，常常有人发起一些学术讨论，希望剖析悖论以求中医健康迅速的发展，但往往遇到的是“不争论”的劝阻和“不利于团结”的警告。在这种格局中，虽然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逐步发展，人员队伍逐步壮大，但是，学术发展却曲折、缓慢，投入多，收效少，事倍功半，甚至失去了许多与当代最新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宝贵机遇。
四、机遇和启示
在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冲击下，中医处于“百年困惑”之中，道路是曲折的、坎坷的。但是应该看到，中医在百年困惑中也在逐步发展，并且日见光明。从全盘否定、废止、取缔到“有技术而无科学”、“中医科学化”，再到今天的中西医并重、同步发展，这就是了不起的两大步。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的发展中有两个方面令人深感振奋。第一，继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以来， 1985年中央书记处又作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不能丢”的指示。1986年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1991年确定了“中西并重”的方针；1996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推动中医发展的方针政策。这是我国对发展中医指导思想上的根本性变化，也是对50年代“悖论”的拨乱反正。
第二，世界上关于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发展模式的提出，系统科学的不断发展与普及，各国对传统医学的关注与需要…都显示了中医学发展的光辉前景。80年代以来，“振兴中医”、“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提出，以及已被广大中西医人员普遍认同的“中医药学是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的观点，表明中国全社会对中医的认识正在走向成熟。随着信息传播的现代化，东西方文化、科学、技术上的差距迅速缩小，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西方文化中心论”迅速崩解，多元性文化科学意识迅速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仍然固执地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点曲解中医，用还原性研究方法改造中医，则越来越显得背逆潮流、落后时代，也越来越失去了当代科学的支撑。这种形势不仅说明了中医学必将走出悖论的困扰，而且也给了我们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中医药工作者和一切关心中医学术发展的人们，应当扩大科学视野，拓宽知识领域，确立人类文化与科学的多元性观念。以文化人与科学家的明智与宽容，走出历史与功利的羁绊，共同为中西医营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共处环境。自觉、主动地调整科研思路，从“西化中医”、“改造中医”的历史偏见中解脱出来。
第二，现在的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尚未摆脱50年代形成的格局。在深化改革中，只有打破僵化的、不利于中医发展的机制，才能减少束缚，增强活力，有利于中医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迅速健康地发展。
第三，加强软科学研究，实现中医工作的重大方针与学术的全面接轨。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中西医并重”的大政方针确定后，中医与西医在学术上的真正并重并未实现，许多具体的管理办法与“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不一致，也与中医学的特点不相适应。中医学是中医软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中医软科学是中医管理科学的基础。中医软科学研究得到了重视，具体管理才有科学依据，中西医并重的大政方针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第四，当前中医学术上的最大问题是要在当代科学之林确立自己的科学地位，这是中医兴衰存亡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使中医的理论体系在自身的科学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在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争鸣和实践检验中一步一步推进。既要防止操之过急，更要防止再一次陷入“西化”、“他化”的歧途。
“任何发展只能是内在于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演进。一旦脱离文化传统，任何善良的设想与行为都有可能获得相反的结果。”这一点，在今天讨论中医学走出悖论困扰的时候，尤其值得我们时刻牢记。
中医药的科学性在哪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着灿烂的文化科学技术，但无论是阅读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是浏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科学史的当代研究者们：为什么中国古代出现过众多的科学成就，却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换句话说，离开了实验的、分析的、数学的等近现代科学所采用的这些常规的研究手段，怎么可能形成一门科学？怎么能够弄出许多科研成果来？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等杰出的中国科学家都曾试图探寻其中的原由，但似乎都没有找到开启这所神秘之门的钥匙。这不奇怪，因为近代科学产生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都被淘汰殆尽，成了明日黄花，唯一没有被淘汰、完整保留至今、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的，只有中医学。中医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自然科学仅存的熊猫，活的化石，它具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全部本质特征，它完全未受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完全不依赖现代科学成就和手段，独立于现代医学之外，仅凭自身在两千年以前创造的理论体系和两千年来不间断地积淀下来的经验，即能把握生命的规律，有效地治疗疾病。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脏象经络、辨证论治，这些令现代人感到其妙莫名的古代哲理医理，至今仍然是中医临床家认识疾病的犀利武器。在现代科学成就及其方法占据了人类全部生活和思维空间的今天，中医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异端”，这个“异端”能够存在于现代社会，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治病有疗效。否则，它必将像其它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一样，逃脱不掉被近、现代医学无情淘汰的命运。虽然中医的基础与临床体系，两千余年来几乎从未“与时俱进”，但它“古老”的理论、“陈旧”的经验，运用于今天的临床，仍然有效，甚至用来对付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新的疾病，仍然能够迸发出新的活力？它的科学道理何在？这是值得每一个从事中医、研究中医、关注科学方法论的人认真思索的。
“猴体解剖是人体解剖的钥匙”，用这个比喻来强调认识中医理论科学内核的重要性，也许不甚妥当，但中医作为中国古代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这一复杂系统的成功模式，通过对其理论的剖析，从而解开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之谜，这对于促进现代科学向新的方向和领域发展，对于促进现代医学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向新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乃至于对重新审视中医的继承与创新这一始终未解决好的大课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1．叩问中医
我用了一个很文雅的词“叩问”来形容人们最初对中医的怀疑。欧美人是有理由怀疑的，因为他们很少接触这样的治疗方法。怀疑虽有，但并没有人因此断言它不科学而抛弃它，相反，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在美国的41个州，都已经相继立法，允许用中医、针灸治病，科学的确需要这种宽容精神。倒是在中国国内，有些人远不是用“叩问”这种客气的态度来对待中医的，中医是科学吗？他们的答案：不是！他们认为，科学是能够“实证”的，医疗的价值须具“可检验性”，有效的方药应当经得起“重复”。而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无法用解剖所见予以实证，中医的治疗经验经不起重复和统计学处理，中医从来没有科学实验，中医逻辑概念混乱、诊断标准难以客观化。换句话说，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应该可以用通用的自然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题、诊治方法、技术手段，应该可以被公认的科学标准和研究程序加以检验，而现代医学则可以成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几十年来，人们用西医这把金尺子把中医量来量去，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合格，浑身上下，找不出哪一点符合科学道理。
有一篇题为《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的文章，对中医的抨击尤为激烈，作者认为：针灸、草药都属于旁道医疗；把中华民族的人口繁衍不衰归功于中医，是出于缺乏生物学常识的一种主观臆断；科学是一元的，医学也毫不例外，真正科学的东西在现代不可能由于“歧视与偏见”长期被科学界所拒斥，只有中医这样的伪科学，才局限于狭隘的范围里要求“权威”承认和政策支持；中医在中国特别泛滥，应归于传统文化和近半个世纪中国政府对中医无批判的保护和发展政策；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传统医学，除了维护官僚政府的无能之外，于大众健康实际无补；如今再把医学分成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是不适当的，一切地域的传统医学，如果其中存在积极的因素，最终必将汇入现代医学，在此之前，不能称为科学。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我这里引用的，全部是原文，除了文章中作者出于避讳而隐去的“中医”、“中国政府”两个字眼儿之外，只字未改。这显然不是叩问，而是把当代医学当作戒律来拷问中医了。当然，作为一个从事中医的医生或教师，用不着别人旁敲侧击，也应当扪心自问：我所学的、我所教的、我所赖以谋生的中医，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
2．方法之源
毋庸置疑：中医是一门科学，构成这门科学的，不仅仅是几千年来积淀的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经验之上有一套完整的、驾驭经验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医自身独到的科学方法。但是，它与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的西方自然科学采用的方法论截然不同，因而难免引起人们的疑惑。中医是一门古代自然科学，更准确地说，它应当是一门复杂科学，它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和治疗疾病所采用的主要是信息处理的方法，而不是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当代医学）所惯常采用的还原论。
研究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疾病，可以采用解剖的方法，即打开来看，这是静态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不打开，从外面观察，这是动态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医学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种方法论的渊源之一，来自于老子的《道德经》。书中第21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是：道这个东西，是混沌模糊的。它的内部，有形象，有物质，从外面观察，似乎能看清楚，却又看不真切。在它的幽暗深处，藏有精气。这种精气是十分真实的，有信息传递出来。从外面看不真切的是象和物，因为形象和物质是静态的；能够感受到的是精，因为精气是动态的，老子用“其精甚真”来强调流动的的精气给人造成的逼真的感官冲击；能够收集到的是信，因为流动的精气将内部的信息带到了外面。
这不正是概括了人体生命活动这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模糊性、不可直观的特点，并且揭示了医学可以为之采取的研究方法吗？的确如此！请紧紧抓住象、物、精、信这四个关键词。先讲信，信的意思是凭据、信息。人，只要是活着的人，不论处在健康、亚健康、患病的哪一种状态，总是有愉悦、疲乏、不适、疼痛等各种感觉，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自己可以感受到，旁人也可以观察到。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各个角度来捕捉、收集病人体内发出的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分类、归纳、抽象，上升为“证”。证是经过加工提炼之后的信息，可以据此确定疾病是在体表、还是在体内，属于寒性、还是属于热性，人与疾病之间的态势是属虚、还是属实，整体性质属阳、还是属阴，这就形成了有名的“八纲辨证”。在辨证清楚之后，医生或用针灸，或投汤药，给予种种治疗，而采用的所有治疗措施，都是医生向病人体内输入信息。病人经过治疗后，是好是坏，又会通过新的信息——主观感受和客观体征的改变反馈到医生那里，医生再决定如何进一步治疗。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表达的“辨证论治”思想。
3．辨证论治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辨证论治就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辨证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有严格的规定，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这就与光凭经验用药的“经验医学”有了本质的差别。举例来说，《伤寒论》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在这里，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四种症状，就是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四种信息，这一组信息经张仲景分析、归纳后，抽象、上升为风寒表虚证，而后用桂枝汤治疗。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构成的桂枝汤这个信息组，在输入患者体内后，使体内原来发出的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这一组信息迅速消失。于是，这种特定信息的输出与输入，形成了一个范式，清代伤寒名家柯琴称之为“桂枝汤证”，并且将伤寒方所适应的证全部命名为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继而提出以“汤证结合”为纲学习伤寒论的方法。“汤证结合”或“方证结合”概念的提出，使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搭配标准化、规范化，达到了信息处理的最佳效果。掌握和贯彻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方法，就可以使中医摆脱经验医学的桎梏，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大幅度提高治病的疗效。为什么中医临床家总是反复强调治病时要“认证无差”？因为对疾病信息的归纳、分析、判断一旦有错，再多、再好的方子也不会有效；为什么经方派医家一再叮嘱用伤寒方必须用原方，“不可随意挪动”？因为几乎每一首伤寒方都有严谨的结构，而且被多次证明：这是对应于某一个证的最佳输入信息组合，如果随意加减，破坏了它的结构，即使认证再准，输入了错误的信息，治疗同样会失败。只要认真读过《伤寒论》的人都知道：在《伤寒论》里，有分析，有综合，有演绎，有归纳，有抽象，有推理，有假设，有比较，组方慎密，计量严谨，中国古代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成果，被张仲景运用发挥得酣畅淋漓。在这里，不需要解剖知识，不需要动物模型，不需要药理试验，不需要实验研究，不需要统计分析，不需要检测指标，总之，不需要使用任何现代医学的常规方法，只需要掌握好患者与医生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也就是掌握好辨证论治这个中医处理人体信息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就能有效地治疗疾病。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所有科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是近现代医学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方法，是目前中医、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相互勾通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它却是中医临床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医认病、治病最犀利的武器。
4．“金标准”
有人认为：中医的治疗经验不具备可重复性，不能经统计学处理，因而它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如果是针对西医所说的病，中医任何良方可能都经不起统蒲Т恚蝗绻钦攵灾幸剿档闹ぃ幸轿奘揭┑牧菩Р唤鼍闷鹨谕虼蔚耐臣蒲Т恚揖返谋嬷ぢ壑慰梢匀〉眉叩牧菩В纭渡撕邸分械牧桨儆嗍拙剑馗戳?800余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请问，有哪一种西药比得上中医古方的这种统计和重复呢？如果一概用评价西医的当代科学标准来评价中医，一概用研究西医的科研方法来研究中医，必然导致中医的悲剧，但这何尝又不是当代科学的悲剧？明明看到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治某种病疗效卓著，用他的方子去做实验，却得不出阳性结果，没有统计学意义，只好否定，这不是活脱脱的“睁眼瞎”吗？这把貌似公正的“金尺子”，不知挫伤了多少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为了屈从西医的科研标准，他们只好放弃自我，而放弃自我的结果，导致搞了几十年的科研，却拿不出几项象样的、世界级的中医成果来。这不是中医不科学，更不能证明中医治病无效，只能说中医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己这门学科的“金标准”。由于现代社会几乎再找不到类似于中医这样的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参照物，要建立自己的“金标准”，实属不易！百般无奈，只好先借别人的鞋来紧自己的脚，甚至要削足适履，还得低声下气，这种做小媳妇的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我认为中医的科研要想扬眉吐气，取得真正的突破，必须走自己的路，而要走自己的路，必须先做自己的鞋，建立一套适合本门学科的科研方法和评估体系，如果一时作不到，不妨把全面继承放在首位，耐心等待当代科学的嬗变，否则，一条死胡同走到黑，是难有出头之日的。
近年有报导说，日本研制的《伤寒论》小柴胡汤制剂已成功打入美国的药品市场，我虽然不知道“小柴胡”是如何逃脱“统计学处理”这一类紧箍咒的，但觉察到西方人并不把“金标准”当作甚么金科玉律来卡中医的脖子，也许是因为他们更加能体会到当代主流医学在疾病治疗方面的弊病，也许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缘故吧，总之他们一直在假装“睁眼瞎”，明明用实证的方法看不到经络的存在，却不去否定针灸的科学性，反而大开绿灯，到处放行，这种中国式的“难得胡涂”倒表现了一种科学的聪明。如果硬把当代科学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自己完全不懂并且根本不想去弄懂的东西统统斥之为非科学，岂不是太狭隘、太霸气一点了吗？倘若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能够意识到当代科学和当代医学的某些不足和缺陷，稍微留意一下中医独到的临床方法论，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找到当代科学的原动力。钱学森先生20多年之前曾说过：中医的合理内核一旦被揭破，整个现代科学都要改写。虽然改写的时代远未到来，悲剧的阴霾依旧笼罩着中医的天空，可是，从中却透出了一线亮光。
5．复杂科学
最近，我国有一项科研课题名为“中医药科技信息库”。课题的设想前提是：既然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复杂科学，既然中医古代治病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方法，而这些信息又都保存在一万余种中医古籍中，那就利用计算机这个当代科技的最高成果来处理这些信息。先从中药文献开始，而后是方剂、临床各科、医案医话等各科文献，用建立知识库系统的形式，把两千年来中医治病的信息采集、存储下来，使中医的物化、功能化语言成为计算机语言，以利于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在数字化地球的大框架下，实现“数字化中医”。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从古代中医文献入手，还只是它的一部分。作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的计算机网络，有可能成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前沿，与它同步，就是真正的“与时俱进”，这种全新的思维、研究方法和手段，有可能让中医从此摆脱被还原理论当作紧箍咒套着的悲剧，使中医出现整体的、跨越式的突破，并由此起步，最终实现中医的现代化。
对于那些至今仍然认为当代科学完美无缺的人们，我建议他们读一读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复杂》，作者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博士，美国科学杂志高级撰稿人。书的封面是一段饶有兴味的话：“这部书叙述一群美国科学家如何开创‘21世纪的科学’的故事，对正在形成的科学的复杂体系做了深入浅出的描述。介绍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故事是美国一些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越来越无法忍受牛顿以来一直主导科学的线性和还原的思想束缚。他们在各自领域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进化的世界，并非线性发展的，并非现有科学可以解释清楚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不仅存在着混沌，也存在着结构和秩序。他们逐渐将自己的新发现和新观点聚集起来，共同努力形成对整个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认识”。
当然，书中不可能有中医的故事，因为，目前大概还没有一个西方科学家真正读懂了中医。但是，我从中看到了希望：人体的生命活动绝对是一个复杂体系，是不可能凭借解剖的、实验的、统计的、微观的这些“现有科学”完全解释清楚的，现在已有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开始发现了当代科学存在的缺陷，那么，中医这门古代科学在当代所蒙上的尘埃，总有被拂去的一天，中医的科学方法和合理内核，一定会被未来科学所揭示和认同。
背景材料：洋博士与土郎中的中医药对话
这是一纸洋博士与土郎中合作研究“和谐文化与中医学”课题的合同。甲方为吴博士，年青时负笈海外，学的眼科，入的英国籍。8年以前，居然不搞西医搞中医，在英国办起了中医诊所，如今，他开的中医连锁店已有100家，员工300余人，网点遍布英伦三岛，为中医在国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样板，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声誉。乙方姓彭，是个土郎中，说起其人之“土”，除了是继承家学、从当中医学徒开始医学生涯之外，至今眷恋乡土，从未出过国门，30余年来，他固执地将“纯中医”的观念和方法贯穿在自己的临床与教学中，尽管赢得患者和学生的拥戴，终归赶不上新潮，“沦落”为现代中医学术领域的拾荒者，孤独的麦田守望者。
2003年4月，借着举办英国首届国际中医学术讨论会之机，吴博士想邀彭医生去他那里，看看墙里开花是怎样墙外香的，顺便做个大会发言，从医史和临床相结合的角度，给英国患者答疑解惑：讲讲中医治病有没有科学道理？中医与西医的差别在哪里？中医的优势在哪里？双方最大的共识是认为：中医要由中国人说了算，中医要有自己的金标准，中医要根据自身的特点，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与现代医学的征服文化背景不同，中医始终扎根在一种和谐文化之中，这是中医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会议未开成，都是SARS惹的祸。没有出得洋，出了几篇文章，也引出了一系列的对话（以下选摘部分）
彭：记得3年前有一期《亚洲周刊》，用两个整版介绍中医在英国的盛况，有查尔斯王子表态支持中医，戴安娜王妃生前经常找一个姓谢的中医大夫进行保健治疗，英国有个议员现身说法，说自己20多年的皮肤病，西医治不好，中医治好了。最有意思的是英国有关部门找到我的学长、医学史教授马伯英，向他请教用中医药防治疯牛病的方法。对中医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我留意到您的网站和您去年的邀请函，从来没有Chinise Medicine 或者Traditional Chinise Medicine这样的字眼，您中医诊所的招牌写的是DR&HERBS，这是什么原因呢？您真的在用中医药治病吗？
吴：您是教中国医学史的，我先请问您一个问题：中国在明代以前是否把自己的医学叫做“中医”？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把自己祖先创造的医学叫做“中医”了？什么时候又称之为“国医”了呢？
彭：具体考证谁是第一人，恐怕要费一番工夫，明末清初，西医一般称作泰西医学，英国医生和传教士合信（1816年～1873年）翻译的西医书，书名上则直称“西医”，《西医略论》中有一篇“中西医学论”，将中西医分别称作西国医学、中土医学，最早提出中西医可以汇通的李鸿章，1890年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还是称作泰西医学、中土医学，洋务派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之后，中医、西医的叫法就很普遍了。至于国医之说，那要晚得多，应该是在大倡国学、国术的19世纪20、30年代吧。
吴：很显然，从历史来看，中医、西医的叫法，只是一种地域的划分，没有从本质上区别。西方人把西医叫作主流医学，其他的治病方法统统叫做旁道医学、替代医学、辅助医学、传统医学，很难纳入医学主流，这是中医在国外发展遇到的一个现实障碍。把中医翻译成中国的医学，似乎名正言顺，其实不妥，因为一提中国的，人家就把它看作中国商品，以为是来抢市场的，产生恐慌，另外一种想法，认为这只是中国民族的、地方性的东西，不一定全世界可以通用。
彭：叫传统医学不好吗？中国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医是其中最宝贵的，传统与现代相对立，说明中医是与现代医学完全不同的治疗体系，两种医学有本质的区别。
吴：用传统这个词也不好。传统也可以解释为陈旧的意思，传统是时髦的反面，几十年以后人们对传统不感兴趣，就没有人再关心了，一想到中医就认为是陈旧的东西，为什么要标榜自己是陈旧呢？另外，如果用传统这个字眼，常常束缚了我们走入现代化、利用现代化工具的可能性，比如我在英国开诊所，有时我想用计算机网络，想通过现代仪器对一个诊断有更深层的了解，开始我都不敢用，因为一用就违背了传统的概念。现在有的研究者作动物实验对中医方药进行深入的了解，如果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有些人就会反对做这样的研究，认为违背了传统。
总之，在将中医推介到国外去的时候，要考虑到最终目的是尽快将中医纳入世界医学主流，不能老是处在被动、从属地位，那么，在选择如何翻译中医的时候，要尽量使用中性的词，要使别国的老百姓一看就懂：这是一种与西医不同的、好的医疗方法。针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在差不多全世界都通用，都合法，虽然没有贴上中国的标签，大家公认是古代中国发明的。西方人用针灸时不涉及中国医学，而称之为acupuncture，针灸的发明到现在还有些争议，有人说acupuncture一词，最早是由苏联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历史的东西有时候不能解释的很完满，关键是它能不能推广到全世界去，现在acupuncture用起来比中医其他的东西要发展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在英国，针灸注册的医生将近有6000人，我讲的这些统计数字要注意的是从什么角度去定义针灸师，如果一定要注册的，人数就少一些，有些是一年只做两三次的，也叫做针灸师，这一类的数字与它的定义有关，所以有的时候数字变化很大，按照不同的定义有时候能达到2万多人，这些人还都是西方人。但是在英国，中医就不能单独注册开诊所，这恐怕是国内的人未曾料到的。
世界卫生组织很注重对针灸的保护，往往不讲它是中医的一部分，因为讲中医就觉得把它提的太高，而且有地域的障碍，讲针灸就没有顾虑，因为大家都认为针灸是一个非国家的，而是一个国际性的东西，普遍都能接受。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印度医学，原文为AYURVEDA，发音是EYE-YER-VAY-DUH，即通过自我认知、自我照顾而使自己每天生活都达到和谐的一种健康生活艺术。这个词是从印度古语SANSKRIT中来的，其意思是“生活的知识”。印度医学在全世界也得到广泛传播。
正因为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在国际上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因此，我们在开中医诊所时，为了取名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我现在用的是DR&HERBS 店名，突出了医生用草药治病的特点，英国人一看就明白，但是，并没有体现出中医的特色来，中医的特色是什么呢？我认为：从本质上来划分，西医是一种征服医学，中医是一种和谐医学。现在我有五家店的招牌打的是Harmony Medicine（和谐医学），我观察民众对于这个牌子有什么样的看法，但到目前为止效果都非常好，没有人觉得有不舒服。我们不仅提Harmony Medicine，并且在用，病人很能理解也喜欢，因为他们觉得中医所讲的东西都是一种和谐的表现，所以很容易接受这个概念。对民众把中医的观点移到和谐的观点是很有基础的，过去讲中医治病是治整体，是平衡，而不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民众已经有这样的认识基础，所以Harmony Medicine就能够很快被认可.。
山东中医药大学自然辩证法教授祝世讷谈“中医”与“科学”
在近期有关中医科学性的讨论中，很多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让我们认识了中医的真面目。长期从事医学哲学、中西医比较、中医学方法论研究的著名学者祝世讷教授针对中医的诸多争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不同的看法。
记者：可能再不会有一种学科像中医这样备受争议。尤其是把“中医”与“科学”联系起来时，它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就变得更明显而复杂了。在学术界有学者指出，中医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在探讨中医科学性之时，我们很想知道，什么是科学？区分科学与不科学的根据或标准是什么？
祝世讷：在中国的传统词汇中有“学问”，没有“科学”，现有的“科学”一词系从日语汉译而来，意为分科的学问。英语“science”来源于拉丁语“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科学界和哲学界目前对于“科学”并无严格统一的定义，常见的定义多样但大同小异，有代表性的如：
《辞海》：“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反映客观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组织科学活动的社会建制。”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未释“科学”，只释“科学理论”：“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既可以是所观察到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的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
“科学”的概念中有几个要点：①是知识体系。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主要是指理论，由概念、定理、学说等组成；感性认识是科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反映客观规律。科学知识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尊重科学就是尊重客观规律。③具有真理性。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具有客观真理性。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其真理性得到了充分证明；许多科学知识以假说的形式存在，其真理性有待验证。真理性是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根本界限。④以实践为标准。科学知识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去指导实践，实践是检验科学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性是科学与非科学的最后界限，只要信仰不要实践检验的“知识”，是不科学或反科学的。
知识性、规律性、真理性、实践性是科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分科学与不科学的基本根据或标准。
记者：刚才提到中医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甚至有学者认为目前接受“宽泛”的科学定义会给当代的伪科学活动开启方便之门，那么怎样评判像中医这样一门学科是否科学，或具有多高的科学性呢？
祝世讷：评判要依据标准，但只有标准不行，还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实际情况是复杂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不能简单地搞“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这种二元判断。 第一，要有发展的观点。任何严格的科学理论都是从不太严格的理论发展而来的，有些理论已经成熟为严格的科学理论，有些理论往往正处于向严格的科学理论进化的过程中，不太严格就是不太严格，不能判为不科学。
第二，要有全面的观点。一门学科往往包含多项理论，如果所有的理论都成熟为严格的科学理论，那么这个学科的科学性是充分的。而实际上，一个学科的多项理论往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成熟、严格了，有的可能只有50%或70%地达到了成熟、严格。对于这样的学科就不能从总体上作“科学还是不科学”的简单判断。
第三，要有历史的观点。科学有几千年的发展史，分为古代科学、近代科学、现代科学三个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之间在科学水平上存在着时代性差距。古代科学的突出特点是经验的总结、现象的描述、猜测性的思辨，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那是科学水平的差异，不是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别。只能说古代科学“没有达到现代科学水准”，不能说古代科学“不科学”。
我还要强调的是，中医学是典型的古代科学，不是现代科学，理论有相当的科学性，但不太严格，需要提高到现代科学理论的严格程度。中医学的气、阴阳、脏腑、经络、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如实地反映着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客观现象和规律，经过两千多年临床检验，证明它基本“符合事实”，理论的预见大多能够得到证实，临床防治“应用成功”。近几十年来对其进行了多种实验验证，得到大量实验事实的支持，至今还没有一项被证否。可以说，中医理论原则上符合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其真理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许多理论带有科学假说的性质，还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理论的严格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和修正。
对于中医学不能简单化地作“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这种二择一判断。评价中医学的基本问题是“科学水平”，不是“是否科学”，不应把“没有达到现代科学水准”误判为“不科学”。评判的根据应当是科学界公认的标准，不能把西医的特征当作评判的标准，把不符合西医的特征就判为“不科学”；更不能以个人的某种理解为据来评判，如胡适当年所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记者：圈外的人曾指责，中医理论是个怪圈，绕来绕去总能自圆其说。中医看病，看好后，总能从理论上得到解释，但却无法验证该解释的正确性。同一种疾病，同样的症状，不同的中医方法都可治好，这如何使人相信？所以，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存在着“中医远离人类的理性”的误解。这也是他们怀疑中医的另一个原因。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样理解？
祝世讷：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只要治好病，就说明诊断、治疗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发病和治疗的客观规律的。但是，目前这些客观规律还没有揭示清楚，又要对治疗效果做出总结或解释，因而只能按照中医学的现有理论来说明。对于人们质疑解释与实际治疗机制及过程是否完全符合，现在的条件还难以做出严格的实验性检验。
现在为什么无法验证这种解释的正确性？这是现有的验证能力和水平的局限，还没有能力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例如，用交泰丸治疗心肾不交之不寐证，说可以“沟通心肾于顷刻”，果真如此么？要验证是否“沟通心肾”，就要先验证什么是“心脏”、“肾脏”、什么是“心肾不交”、“心肾不交”发生了什么变化、怎样导致了“不寐”？就要验证交泰丸的什么成分、什么作用、通过什么途径来“沟通心肾”的？是“沟通心肾”而治的“不寐”，还是越过“心肾”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治的“不寐”？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才能验证中医对交泰丸治疗心肾不交之不寐证的解释是否正确。但是，现有的验证条件和能力，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几乎一个都不能验证和回答。
因此，真正需要责问的，不是中医学的解释，而是验证能力。不是不可验证，而是想验证但迄今无法验证，这一矛盾的实质是现有的实验验证能力落后于中医学的临床实践。当然，有时候个别医生故弄玄虚，瞎说一气，应另当别论。
这种“绕来绕去总能解释得通”有时是指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互贯通、相互解释，有时是指同病异治的不同解释，也有的“绕来绕去”可能带有穿凿附会的成分。从根本上来说，凡是临床防治有效的，应该也能够进行检验和验证，首先是对中医学的各项理论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再来验证“绕来绕去”的相互解释是否正确。在中医学的发展条件下，有许多“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没有条件去揭示，没有能够做出验证，需要依靠新发展的医学和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验证。近几十年来用西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有关知识和方法做过一些验证，有所进展但几乎都没有结果，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否，原因在于验证的条件和能力达不到所需要的水平。中医学在几千年临床实践中所接触和认识到的许多复杂现象和深层规律，不但超出了西医学的视野，也超出了现代科学的已有视野，中医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在西医学和现代科学却是“未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用现有的知识和方法来验证，确实还有困难。对中医学的严格验证，还有待医学和整个科学特别是人体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记者：也许中医不应总生活在古老的年代里，不能总用过去的、模糊的语言存在于现在的社会中。可是有人说中医理论框架在两千年前的《内经》时代就已臻完善，没有发展的余地了，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祝世讷：说中医理论框架在两千年前的《内经》时代就已臻完善不符合实际。《内经》的理论自成一个框架，有人称为“岐黄之学”，是中医理论的主要基础。但是：①就内经时代而言，《内经》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主要医学文献之一，此外还有多种，仅《汉书·艺文志》就记载医经、经方等书籍计9种，例如《外经》37卷（比《内经》的18卷多一倍）、《秦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可惜大都失传，《内经》并不是当时医学理论的全部。②就中医理论体系而言，不仅有《内经》，还有《内经》之后的长足发展，《伤寒论》、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以及辨证论治、脉学、针灸学、本草学、方剂学等，有些是全新的，有些是在《内经》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突破。不能说中医理论框架在《内经》时代已臻完善。
中医理论不是“没有发展余地了”，而是远远没有完善。现代科学对人的研究刚刚开始，整个医学现在还处于幼年时期，未解决的问题比已有的答案多得多，已经认识清楚和能够控制的疾病还非常有限，中医学不但有大量“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有待解决，而且有大量的难病、新病和各种医学难题需要中医给出自己的“解”，中医理论发展的前景不可限量。
记者：中医的发展是一个让人困惑的大问题，那么中医理论研究和发展的“点”在哪里？怎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能够使中医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把中医的发展带入一个清新、明朗的境地？
祝世讷：中医理论研究和发展的“点”多得难以胜数，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看到它、理解它、抓住它。我说“中医是中国古代第5大发明”，中医的发明和创造在许多方面应该也可以发挥出来。从大的方面来看，至少有3个重大突破方向。
第一，防治当代大病、难病、新病的理论突破。要像当年张仲景攻克伤寒、温病学派攻克温病一样，攻克当代危害人类健康的大病、难病、新病。例如癌症、心脑血管疾病、艾滋病、SARS等，中医学在这些领域有自己巨大的优势和潜力。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做，但是力度还不够，还停留在筛选有效方剂、寻找防治方法的初级水平，应当深入到揭示内在机制和规律，发挥中医的优势和潜力，独立思考，独辟蹊径，提出新观点、新学说，才能实现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如果甘于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就难有突破可言。
第二，超出西医学视野理论内容的研究。只要临床有效，越是西医解释不了，就越有创造价值，只要验证清楚，就是突破、创新，甚至是变革。例如，五藏、经络提示人的非解剖结构的存在，研究清楚了，会揭开人体结构的另一面，认识人的非解剖结构，把医学推向“解剖学之外”和“解剖学之后”，为研究和防治人的非解剖结构病变，全面认识功能性病变与器质性病变的关系开辟全新的道路，带来医学的深刻变革。其他如气、气化、气机、失调、证、治本等，都具有理论突破和引发医学变革的巨大潜力。有事实根据而为西医不能解释的那些理论的突破，有可能酿成一场新的医学革命。
第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理论问题的破解。各种“不知其所以然”是向当代医学提出的科学问题，对于科学的研究和突破来讲，问题比答案更有价值。“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多是好事，说明中医学踏进了医学处女地的纵深地带，遇到了没能解答的问题，但别的医学连一只脚都还没有踏进来。这些问题只要解答清楚了，就一定是突破。近几十年来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受时代条件的制约，受“以西解中”研究方式的局限，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应当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开拓。
记者：人们会担心，中医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随着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冲击，我们的传统文化正一点一点地远离我们。适合中医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少，中医将来是不是只能进博物馆了？
祝世讷：关于“土壤”，要看3点：①中医的“土壤”在人体，只要人身上有经络，有阴阳失调、气机失常，有寒热虚实之变，就需要中医来调理，短期内没有别的医学能够替代。防治艾滋和SARS需要中医，西医的诸多“软肋”也需要中医，中医的用武之地多得很，有待中医的优势去开拓、占领。②中医的“土壤”没有减少而是在扩大，不但13亿中国人需要中医，全世界人民也在认识中医、使用中医药，中医药已经传播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③中医的“土壤”正在向现代科学领域拓展。中医认识到的人体的许多复杂现象和深层规律是现代科学都还没有涉及的，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和突破将有助于推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医将与现代科学融为一体。
当前令人焦虑的不是中医生存的“土壤”减少，而是在这片“土壤”上生根、开花的“生命力”在削弱，甚至从内部腐蚀。鄙薄传统文明，玩忽学术精华，背离辨证论治，忙于“以西解中”，思想浮躁、混乱，学术失真、异化，土厚而种杂，耕忙而苗病，在自己的土壤上开变异的花，结变质的果，如不从弯路走向不归，也必令岐伯和黄帝责问：“我下的龙种，生出的却是跳蚤。”这需要中医自己来解决。
关于中医是否会消亡的争论已有多时，从根本上消亡是不可能的，但学术可能被异化，发展可能走弯路，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被压制、埋没。可以“焚书”，可以“坑儒”，可以把古今人们对这些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全部泯灭，只要人身上只要阴阳、藏象、经络、证等客观现象和规律不消失，再过千年、万年，还会被重新发现，还会重建阴阳、藏象、经络、证的理论，还会重建辨证论治体系。中医理论只要正确地反映着健康与疾病的客观规律，必将是“万岁”的。
但是，目前的确存在着另外一种“消亡”的趋势，即理论被异化，辨证论治被淡化甚至丢弃，临床防治弄得亦中亦西、半中半西、不中不西。中医人才应该多才多艺，知识越多越好，但不能丢掉中医之“本”，不会辨证论治还叫什么中医？在理论上要正本清源，临床防治应当以纯正的辨证论治为纲，发展多种防治。
陆广莘谈中医与科学
人物档案
陆广莘是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基础理论研究所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委员、中央保健局成员之一，中国阳光生命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主持“肝血风瘀”和“脾津痰湿”“七五”攻关课题，获部级成果奖，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翻翻史料，常见一些近现代著名人士对中医的见解，梁漱溟说中医“其实还是手艺”；鲁迅也“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民国时期更是掀起了反中医的高潮，一度把中医行医纳入非法之列。
近年来，关于中医之辩则集中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那么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它们为什么被排斥？
“我不认为中医是不是科学是个可成立的问题。”陆广莘说，“那么医学又是什么？它追求的目的又是什么？”
事实上，中西医在医学目的上追求不同的侧重。陆广莘认为，西方医学以疾病为研究对象，以病因病理病位为目标对象，构架了疾病分类学知识体系。它致力于向微观层次发展，期望能够努力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并致力于直接对抗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最终实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目的。由于这种针对疾病的思想，现代医学非常重视技术发展，提高了精益求精的疾病诊断能力，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造成了世界性的医疗危机。
“这就仿佛北京的路，任你加宽路面多少，也不能彻底缓解交通堵塞的现状”，而中医的眼界是针对整个人的，“好比政府从宏观来制定合理的政策，开车人的自我选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
所以，中医的目的是调动人体内的自康复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用药物杀死病毒。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梅奇尼科夫发现，锥虫红能杀死锥虫。可是如果杀死同量的锥虫，在人体内锥虫红的药量仅为实验室药量的1/6，那么省去的5/6药量哪里去了呢？“那就是人体内的自康复能力。所以西医强调的正是这1/6，用剂量药物杀死病毒，忽略了生命体本身的防卫、调节、自我修复能力——也就是这5/6。而中医的精神就是发现这个5/6，依靠和发展这个5/6。这就是中西医的最大不同。”陆广莘说，医学不应该是物质的医学，它离不开生命，而医学的目的不是针对病，而是针对人。所以，一切离开生命体本身对疾病做出的研究数据，都是准确的，而却不一定是正确的；是科学的医学，却不是生命的医学。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一次中医论坛上也曾经说“中医真好，就是缺乏统计学数据”。中医为什么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陆广莘表示：“中医是个性化的，其治疗是因人而异的，总结和归纳是不符合中医特色的，医生面对的是动态的生命，而不是物，这与西方医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们习惯于用物质科学的静止标尺来衡量强调动态中医，当然是不能圆满的”，所以“中医不属于物质科学范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科学的方法充实自己，但不应该用科学的标准来限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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