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云淡风清于2006/2/12 1:30:08发表评论说: 梁从诫回应:不能仅仅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工具
几天前读到一篇文章,是《环球》杂志刊载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的一篇访谈。我看到的文本的标题是:“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P><P> 何院士访谈的第一个小标题是“人与自然,以谁为本?”</P><P> 何院士在访谈中说:“在这里,我要尖锐地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 <BR> <BR> <BR> <BR> <BR> <BR> 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这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应该以人为本。我绝不反对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但需要弄清楚一个观念,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态,但也是为了人”。</P><P> 何院士“在这里”提出的所谓“尖锐的理论问题”、“深刻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呢?原来,无非是国际上早已熟知的,并受到愈来愈多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例如,早在1992年8月,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九次国际科学哲学大会上,瑞典科学哲学家格斯特隆就曾对造成人类环境破坏的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过尖锐的批判;我国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学者邱仁宗教授也早在1998年就在刊物上发表了题为《脱离人类中心论———关于环境的伦理》的文章。可见,何院士“在这里”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而只是一个伦理学界长期争论着的老话题。在他的文章中,“以人为本”和“以人为中心”,可以说完全是同一的概念。</P><P> 环境伦理学界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理论焦点是自然的价值。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人是自然的产物,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那么,曾经孕育了人类和地球上各种生命的大自然,是仅有其工具价值呢,还是也有其本身的内在价值?人类毕竟与动物不同,对于动物来说,自然界只有两种东西:能吃的和不能吃的,其他无所谓价值。对自然的价值判断,是人类在脱离了单纯把自然看作生存依托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的高级理性思考。而正如前述邱教授的文章里所说的,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生母只有工具价值,那是对母亲的污辱,也是对自己的污辱,同理应当可以推及大自然这个人类共同的母亲。事实上,人类,特别是我们中国耍缇透秤枇舜笞匀灰栽冻诠ぞ咭陨系募壑担泄糯奘恼苎А⑽囊兆髌范家愿杷套匀坏拿篮痛又兴形虻穆桌碓蛭魈狻@献拥摹兜赖戮分小叭朔ǖ兀胤ㄌ欤旆ǖ溃婪ㄗ匀弧苯驳木褪钦飧龅览怼T谥泄糯娜搜劾铮匀徊唤鍪敲赖模沂怯小暗隆钡摹=鼋霭炎匀豢醋魅死嗟摹肮ぞ摺保床皇侵泄苎У拇场?/p> </P><P> 这次争论的核心,即对于人类来说,大自然是否具有超越工具以上的价值这个问题,其实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当我读到何院士所说的“我绝不反对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但需要弄清楚一个概念,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态,但也是为了人”这句话时,不由得想起几年前,当许多民间环保人士正在热衷于保护可可西里的野生藏羚羊、反对盗猎的时候,北京某著名大学的一位教授竟然当面问我:“就算藏羚羊都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我一时语塞,只能反问一句:“那大熊猫都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那位教授也无言以对。其实,按何院士的逻辑,大规模猎杀藏羚羊也是“以人为本”的,攫取藏羚羊绒不也是“人”的需要吗?</P><P> 由此看来,在这个大本大源的问题上,我们与何院士的分歧不是通过争辩就可以达成一致的。我们并不企望能“说服”对方。也许,点出彼此分歧的要害,也就适可而止了。</P><P> 当然,一切争论的起源,还是因为地球上有了人类这个既能操纵高级科技手段,又能进行高级抽象思维和价值判断的物种。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不得不扮演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其前提本身就隐含着悖论,也就是整个争论的一个令人尴尬之处。不仅如此,当人们试图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价人类对自然所带来的影响时,却发现自己也是这个“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对自然的影响也同时在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因此人们也“中立”不起来。这两者便构成了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双重困境。<BR> (上)</P><P> <BR> 唯科学主义”是把双刃剑 </P><P> --------------------------------------------------------------------------------<BR> <BR>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17日 08:59 中国经济时报 <BR> <BR> 黄波</P><P> 印度洋的大海啸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造成了人类空前的灾难。这次灾难逼使人们更深层次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向来勇为人先的著名科学家、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这一次又走在了前头,日前,最新一期《环球》杂志上刊布了何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不过,他的答案让人震惊。何先生的观点可概括为两条,一是人类要对自己征服自然的能力 <BR> <BR> 有信心;二是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无须对其敬畏。</P><P> 何先生的观点为什么让人震惊?因为随着人类观念的进步和视野的扩展,曾几何时极为时髦的“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等口号早已被人们所扬弃,在许多中等水平的人都知道人类应该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今天,谁知何先生竟要重提“征服自然”呢?不过,细想起来也不奇怪,何先生是科学家,坚信科学的利剑无往而不利,而这次海啸发生后,有些智识不够的人居然开始疑惧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这怎能不叫何先生着急?</P><P> 何先生以反伪科学而享大名,从他这几年和一切“伪科学”现象不屈不挠斗争的表现看,他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科学家:对科学有坚定的信念,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应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简而言之,何先生是一个科学崇拜者,一个唯科学主义者。我们对唯科学主义者并不陌生。何先生在《环球》那篇文章中讲到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唯科学主义正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思潮,在科学技术应用之初带给人们一连串惊喜时,科学崇拜便应运而生了,对科学顶礼膜拜的人总是自信地认为只要紧握科学这把钥匙,世界上所有难题都能迎刃而解。在20世纪中国的上半叶,唯科学主义也一度成为最流行的话语,当年许多唯科学主义者不仅坚信科学在技术层面上的作用,而且试图把科学引入生活的各个领域。</P><P> 可惜,唯科学主义是一把双刃利剑。一方面对科学的崇拜呼唤出了无以伦比的生产力,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其中尤以近现代以来对自然和生态的破坏为烈。正是在一次次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人类渐渐悟出,科学终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的力量未必是无限的。因为承认科学力量的有限性,人们开始自省人类面对自然不能为所欲为,而要有所不为,不能无所顾忌,而要心存敬畏。什么叫敬畏自然?就是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白人类不一定就是大自然天生的主宰,大自然也不一定就是天生为人类而存在的。对自然有所不为不是消极,对自然心存敬畏也不是迷信,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代表着人类理念的进步。</P><P> 这种生态伦理何先生能否入耳呢?大概是难的。他在文章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何进一步改造大自然,使大自然的改造后果符合人类发展的利益,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值得一些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深思。”显而易见,唯科学主义已经成为何先生思考、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在他的意识深处,人类与自然本身就是对立和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记得十多年前,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共同呼吁:“人与自然正处于迎头相撞的险境,人类的活动为环境和资源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人类必须彻底改变管理地球与生命的方式,才能逃过未来的苦难。”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想必也有不少何先生的科学家同行吧,请何先生三思其言。<BR> <BR> 耶鲁大学访问学者马军:无畏说的三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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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01日 13:16 南风窗
在印度洋海啸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刻,何祚庥院士发出“人类无需敬畏大自然”的豪言,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认为何先生的宏论中存在三个误区,特此提出与先生商榷。
“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以环境为本”吗?
首先,何祚庥院士对以人为本的理解明显有误,进而又由这一错误的认识推导出“是要以人为本还是要以环境为本”的伪命题。
何先生此番所以感觉理直气壮,很大程度上因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正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其实今天讲以人为本,是要解决发展观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观中存在见物不见人的问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经济增长应该服务于提高人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以人为本的对立面并非是所谓“以环境为本”,而是以工程为本,以数字为本,以GDP为本。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大力发展经济,GDP增长率位居世界第一,但相当一部分人却没有感觉到发展带来的好处,没有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因为我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机会是不平等的,而又没有公平的分配机制对其进行调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人为本首先是要调整人与人的关系。
以人为本确实也涉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我们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环境问题上表现得也很突出。少数人、少数地区获得了大发展,其环境代价却抛给落在后面的大多数人去承担,使本来就生活在艰辛中的弱势群体面临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甚至生存条件被完全破坏的困境。这极大地制约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损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威胁了社会稳定。以人为本,就要制止对欠发达地区的污染转移,停止对中西部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公平地分配国家在污染防治方面的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的立意恰恰不是要强化何祚庥先生所一再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反而是指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环保人士是“为了生态而生态”?
何祚庥院士的第二个误区,在于他没有弄清环保主义中不同分支对生态伦理的不同认识,却武断地把人们对建坝问题的关注统统归结成为了生态而生态。环保主义思潮中确有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分野,大致区分的话,前者强调为了人类自身要大力保护环境,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后者则认为动物、植物甚至生物、生境的存在都有其内在价值,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和保护。在我们看来,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还很突出,各种破坏环境寻求短期利益的行为还比比皆是,环保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环境挑战复杂性的反映。环保主义本身就强调包容性,不论你是从人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生态的角度考虑,只要保护环境,爱护自然,从长远利益考虑,就是在厉行环保主义,就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何祚庥院士看似“以人为本”的理论,真用到实际中,不但会破坏自然环境,也会损害人的利益。何先生说他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它牵涉实际工作,具体讲就是牵涉修水库的问题”。由于他对以人为本的错误理解,导致他在此问题上再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电力短缺,需要开发水能,需要修水库,这就不可避免要破坏一些环境和生态。”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50年来大修水坝,大坝数量占了世界的一半,其所代表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路,已经把中国引上了高耗能、低效率、扩张型的发展模式,引发河流断流,天然湿地干涸,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诸多严重环境问题。
有人会说,几条鱼、几条河流的衰亡,和人类在这个星球的大进军、大扩张比起来算什么呢?我们是人,不为人说话还为动物去说话吗?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刻意回避的问题是,这些水坝在破坏自然生态的同时,也把依赖环境生存的人逼向了困境。一名曾经主管全国水利工作的官员在2002年曾痛心地谈到:“我们在全国修了8.6万座水库,移民1500万人”,“这些移民中大约有2/3生活困难,不仅父辈穷了,子孙辈也还没有改善。”这1000万人不同于一般的贫困人口,他们本来生活在河谷地区,大多过着安定踏实的日子,他们是硬生生被发展的车轮抛到了无助无望的境地,这样的发展显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今天西南地区的跑马圈水,眼看又要制造百万移民,正应好好总结历史教训,而不是去奢谈什么牺牲环境是为了人。
从古至今,壮丽的山河给与国人无穷的滋养,但也承受了太多的破坏,如今仅剩下西南一隅还有几条自由流淌的江河,几处激流峡谷的景观,破坏了几百上千年难以恢复,理当倍加珍惜。它们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也可以让子孙后代领悟自然之雄奇,陶冶其心智性情。研究在这样的地方建坝时,决策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广纳善言,才是对国家人民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对生态环境负责。在解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正当关切前,恐怕还谈不到人与自然谁是中心的问题。
敬畏自然是封建迷信吗?
何祚庥院士的第三个误区,是他将敬畏自然简单地归结为封建迷信。先民们出于对人与自然依存关系的朦胧意识,讲敬畏自然,崇拜神山圣湖,客观上保住了一批水源地和栖息地,保护了一部分生物多样性,不至破坏殆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括何先生在内的今人们能够享受到这丰富多彩的世界,还要感谢某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的科技进步了,我们获得了与自然抗衡的力量,按何先生的逻辑,懂科学的人当然无需敬畏大自然了。但是且慢,人类中偏偏还有一部分,他们掌握了科学知识,他们和何先生一样不会轻易为各种自然现象而迷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欣赏自然万物,崇敬自然的创造伟力。
看到这里,认定人类无需敬畏自然的人们恐怕早已按捺不住:敬畏的关键不在敬,而在畏,害怕就是怯懦,怯懦就会妥协,就会无所作为。虽然我不同意敬畏的关键就只是畏,但我认为人有点畏惧心没什么不好,这样我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多少会有一条底线,避免自我膨胀,知道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每当看到一片片原始林伏尸陡坡,一片片草原被黄沙吞噬,看到一只只藏羚羊倒在枪口下汩汩流血,听到一头头黑熊在活体取胆汁的铁笼中撕心裂肺的哀号,除了恻隐之心,我也会感到怕:地球几十亿年间造就了一个生物圈,让我们在几百年间就毁成这样。有一天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陆地上跑的千奇百怪的生命消灭于无形,那亘古的寂寞向你袭来的时候,你的无所畏惧还有多少底气?
认定人类无需敬畏自然的人们恐怕还会重复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问题:你说人类造成了生物的灭绝,但老鼠杀得光吗?苍蝇杀得光吗?蟑螂杀得光吗?细菌杀得光吗?有一种理论认为,生物界有两种应对生存竞争的策略,一种是尽力武装自己,比如虎靠爪牙之利,鹿靠奔跑迅捷,鹰隼靠敏锐眼光,龟鳖靠甲壳护卫;另一种则是靠强大的繁殖力,成千上万地繁殖后代,甚至能在察觉同类被杀死时,立刻本能地增加繁殖数量。两种生物本来在自然界中相互竞争,相互抑制,相安无事,共同组成色彩斑斓的生物界。但今天,前者的竞争优势在人类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已经荡然无存,纷纷走向濒危境地;而后者依靠强大的繁殖力,加上天敌被人类消灭,应当还能和我们周旋很久。但如果在未来的某天你我只能与蟑螂、苍蝇为伍,你不怕吗?我怕。
(作者为耶鲁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