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奇书，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奇书。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慧命即发轫于此书。在这部宝典中，涵具着卓异的“时的哲学”智慧。这一哲学晓示人们，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象，都是时的存在。自战国时代起，这一哲学又与孔子、孟子等的相关慧见渐次融而为一。从此，“时的哲学”成了儒家的基本哲学；“时的哲学”的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华民族也是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德业日新的民族。

    4月6日，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王新春博士，举办了一期题为“《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讲座，我们节选其中一枝，与读者朋友一起体味《周易》的博大精深。

    1914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到清华大学作《君子》为题的讲演，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生，后被铸入校徽，高悬于大礼堂的上方，成为师生共同遵守的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谓：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愤发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深刻认识与辩证的处理方法。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时间的考验和兴衰变化，而一直能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是同这种深刻认识分不开的。 

    不断向未来开放、与时俱进、源源而来的《周易》智慧之活水，滋养了中华文化之慧命，使其成为一日新不息、蔚为大观的慧命长河。源清则流洁，本盛则末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周易》其书的神妙和大智慧，就很难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很难契得中华文化的底蕴，很难契得并全幅朗显中华文化慧命的总体风采。

    易学的三义：变易、不易、简易

    易学，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种具备自身特有话语系统的专门之学；就其内容而言，是一种具有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它既是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为中国哲学独特品格的塑成发挥了独到作用。

    北宋易学家胡瑗，在其《周易口义》中曾言：“夫《易》之道至广而至大，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清代乾隆年间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其经部易类的《小序》则作过如下断言：“《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以上识见，极具代表性地揭示了《易》及由它所引发的易学以天道与人事相贯通的天人之学的基本学术品格。正是在对易学这一学术品格有了生命深处的真切透悟之后，北宋易学家邵雍才作出了“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的著名论断。

    易学发端于宗教巫术性质的卜筮，而后升华为一种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从一个侧面，典型昭示出中国哲学发展中非理性的信仰与哲学理性的消长和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卜筮体现了先民的一种预知未来的强烈祈向，诱发人们确立以理性为根基的前瞻性视野与智慧，进而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此而升华出易学知来藏往的哲学底蕴。受此影响，中国哲学也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历史理性意识的藏往而智、知来而神的哲学。智言其智慧，神言其神妙。

    变易是易学的第一义。易学开示，宇宙一直都在新故相除，生化日新；社会人生亦当革故鼎新，与时偕行。易学揭明，变中有其不变，与变易密切相关的，就是和其相对待的不易。透过变易而实现宇宙、人生中万象位的正定，达成万象间的和谐有致、良性互动，乃至整个宇宙、人生的有序、和谐而通泰，是变易的终极归趋。这里，万象在整个宇宙、人生的大背景下所得以正定的位，与它们在此基础上良性互动所达成的和谐共同体之序，就是不可变易的。正因乎此，于变中追求天人合一，天人有序而和谐，人生有序而和谐，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

    变易、不易而外，易学尚有易简之义。《系辞下传》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然示人简矣。”乾天坤地在化育万物的过程中，透显出易简不繁、顺适畅达的品格，真切了悟到这一易简不繁，才会通透地了悟到天地、宇宙大化之所然与所以然，了悟到宇宙、人生之妙境。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崇尚要约、以简驭繁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三义是易学的基本义，从中已初步透出易学天人之学的基本品格。这一品格的全面开显，则在其三才之道学说中。

     易学中的三才： 天、地、人

     三才之道学说是易学的核心。易学指出，宇宙间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天、地、人，所谓三才。其中，天地是造化万物的本原，人则是天地所造化出的最优秀分子。在天地造化的基础上，以人文的精神，表征人道之神圣与庄严，表征天道、地道得到充分体现的人文价值化了的世界。这一世界，需要充分挺立起人继天地之后而在整个宇宙大化中的主体性，确立人的神圣宇宙责任感与担当感，并推出各种积极的人文举措。由此，人的精神境界亦相应得到升华，乃至跻于与天地、宇宙大化相契无间、一体无隔的天地境界，成为“圣之时者”。这一境界之极致，乃是一种如北宋理学家程颢、明代心学家王阳明所言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它超越了有机生存、生命共同体下的境界，直接视天地万物为我之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成就起宇宙式的大我。此一三才之道学说，确立了人在大宇宙中的主体性地位，揭示希贤、希圣、希天的人生应然追求，成了主流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

    为实现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易学特别强调将刚健奋勉的大有为精神与理性而深沉的忧患意识有机结合在一起，认为刚健而大有所为的人生，富有理性而深沉、长远忧患的人生，才是真正充实的人生；如此，才可望充分实现人在整个大宇宙背景下的主体性作用和人生应然之一切。上述精神与意识，同样成为中国哲学所崇尚的基本精神与意识，中华民族由此也成为一个既刚健有为、又深具忧患意识的伟大民族。

    易学，是一部“时的哲学” 

    所谓“时的哲学”，乃是以一种特殊的“时”的智慧和视野。它既涵盖了时空的基本意蕴，更在时、空、物的这种一体不分下，用价值的视野，以人为终极着眼点。简言之，它指涉着人所值的特定时空下，大宇宙和社会人生中各相关因素互动消长的总体格局与情状，及在此总体格局与情状下的事事物物。

    作为一部卜筮之书，古经笼罩着浓重的神秘主义的筮占氛围。在哲学理性渐次显豁、非理性的神学迷雾慢慢退去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通过对古经所初步透显出的“时的哲学”方面的观念的创造性改铸与诠释，《易传》升华出了成熟的《周易》“时的哲学”。

    在《易传》看来，《周易》“时的哲学”，其第一步开示于人的，乃是明时之义。 

    首先，“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终极言之，《易传》认为，作为万物中的一员，人首先是一种宇宙性的存在，社会人生的根在大宇宙中，大宇宙是终极意义上的人的生存家园，唯有以全方位的彻底开放的心态，由人的社会放眼其外的世界，人才会大开其眼界，培养并豁显起一种大宇宙心灵，和一种与大宇宙息息相通、一体不分之意识，并由此而为更好地观照、认识与定位自身，以及自身而外的万物，规划人生之当下及未来，打下可靠的基础。

    其次，由大宇宙层层向下落实，落实到人之为人这一层次，《易传》指出，人又是一种人文的、社会性的存在。而人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人生，同样是一种感性具体的时的存在。

    依《易传》之见，在明时之后，《周易》“时的哲学”晓示人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乘时、应时，如何乘时、应时而崇德广业，开拓人自身理想的生存发展天地了。

    “时的哲学”孕育“崇德广业”的人生追求

    《易传》认为，依照《易》的理念，因人道赖人文之仁义而得以确立，人文之仁义乃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根基，所以，正大的人生追求，就应当是“崇德广业”。即一则大力提升人的内在形而上的人文德性品位，一则以此为价值根基，努力开拓外在功业，以便既善化他人及社会，又令社会人生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品质也得以不断提升。《易》正是这样一部圣人用以“崇德广业”的宝典。

    在《易传》看来，现实的人生，乃是置身于一定大宇宙的与社会人生的时遇之下的。这种时遇对于他具有不可抗拒的第一位的优先性或先在性，他必然要不以其意志为转移地接受既定之时遇的制约。换言之，对于时遇，人，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是圣贤还是普通庶民百姓，皆丝毫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不可以、也不可能自主地选择自己所希望的时遇，更不可以、也更不可能自主地、轻易地令己所不欲之时遇远离自身而去。在现实的时遇面前，他所能够、也是所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选择，就是直面之，并适切地回应之。

    正因现实时遇的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选择性，所以，《易传》主张，人在保持其浓郁的人文情怀与“崇德广业”的信念时，还宜涵养起针对于现实时遇的彻然豁达之心境，尽其最大之可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接受而直面各种现实时遇，并有足够心理准备地、泰然无畏地去主动迎接各种现实时遇的挑战，当迎来较为理想之时遇时，不致得意忘形，反能真切地领悟到，时遇的降临是无一定之常的，理想和不理想的时遇间，每每又是循环流转的，因而宜深度忧患而自警；而当迎来不甚理想的时遇时，也不致悲观，更不致颓废，反能保持无限乐观的精神，面向着永远充满希望的未来。故而《易传》称：真正的君子，“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乾卦·文言传》)它并特别颂扬了生不逢时的真正君子，他们之确然不可动摇的崇高人文德操与心志，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同上)

    依《易传》之见，人生最为理想的境遇，莫过于德、位、时三者的奇妙会合。时是一种遇，位也是一种遇，因此，三者的会合，实际上也可简称为德与时的会合，抑或德与遇的会合。《易传》开示，德、位、时三者奇妙会合的人生境遇，毕竟是甚难为人所遭逢的，人之所逢，常常是一些等而下之的境遇。

    《易传》指出，虽然时遇是人所不可自主选择、反却只能承受、直面的，虽然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只能基于其所遭逢的时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时遇面前，人完全成了被动、屈从的存在。恰恰相反，对于现实的时遇，人虽不能自主地选择，但却可以自主地回应。只要推出适切的回应举措，人就完全可以转化只能承受的被动为回应中的主动，使自己成为能够顺利驾驭现实时遇的主体性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挺立这种人的主体性。

    挺立人的主体性，以人为中心来审视处理天人宇宙间的一切事务，就是要人从自身出发，拓展出属于自己的人文世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天人之序，达成符合自己价值理念的理想天人关系图景，使自在世界中的存在，化而为浸润着人文精神的富含人文价值意义的为我世界中的存在，令世界真正成为为我的世界或属于我的世界。因此，挺立人的主体性，以人为中心来审视处理天人宇宙间的一切事务，也就是挺立人于时遇中的主体性，以时为宏观的大背景，用时的视野，从时中万象关系格局的实际出发，由人来自主审视处理一切事务，化自在之时为为我之时或属于我之时，化自在之时中的自在世界为为我之时中的富含人文价值与意义的为我世界，从而达成符合我的价值理念的真正属于我的时的世界。

    而要做到这一切，《易传》认为，人需花费其主要心力予以切实解决的，就是对于当下时遇既洞悉其各个具体环节，又总揽其全局，并在此基础上，适切因应、回应之。以故《易传》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乾卦·文言传》)

    适切地因应、回应当下之时遇，这是一种通权达变的高度人生智慧。拥有这种高度人生智慧，人才会应时因机适遇，创拓出最为真实而理想的人生德、业之辉煌的人生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