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地形图

    清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十一月二十四日，新开传奇私服康熙皇帝在行宫畅春园同阁臣李光地等人议毕政事之后，忽作了有关泰山山脉源起的发问：
　　康熙：“汝等知山东碣石等山脉，从何处来乎? 
　　李光地奏曰：“大约从陕西、河南来。”
　　康熙：“不然，山东等山，从关东长白山来。即如山海关与山东登莱相对，渡海不过二百里，中系海套，凡山东泰岱诸山来脉，俱从长白山来，来龙甚远，不知里数。” ( 引自《圣祖实录》卷二四○，对话皆用原文 ) 

　　这一番君臣对话，遂引出“泰山龙脉”这一有名的论题。随后，康熙刊布所作《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一文 ( 收入《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集》卷二七《杂著·康熙几暇格物编》，此文习称《泰山龙脉论》 ) ，对此事详加申说。

　　日理万机的康熙帝，何以在朝乾夕惕之中，而对五岳之一的泰山频频注目，以至遣使浮海查其脉络，并发论于政堂，刊文于域中，难道仅是这位酷爱科技的君主兴之所致的“格物穷理”吗 ?

　　然若纵观明清历史，康熙“泰山龙脉”说的出现及继起的有关争论，实牵涉到满汉民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这一重大关目，其意义及影响，远远超越一般的学术问题。从这场论争的背后，不难窥视到那一段历史的沉重投影。

   一

　　康熙帝《泰山龙脉论》的产生，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历史背景。
　　五岳之首的泰山，远在先秦时已是夏族心目中的神山之一；秦汉之后，泰山在汉族信仰中的地位日益崇高；唐宋时随着封禅盛典的强音，泰山更一举升格为“中华第一圣山”；即便在金元异族统治时期，泰山之祟祀亦承袭不替，其神圣地位毫无动摇。

　　明 ( 永乐后 ) 奠都北京，泰山以“密迩京师”，其宗教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列帝有大典礼、大征伐，皆行告祭，直将泰山视为明帝国之保护神 ( 具体事例可参王传明等《明代宫廷斗争与泰山之关系》，载《泰山研究论丛》第五辑 ) 。于是，在明人关于泰山的著述中，不断有诸如此类的论词出现：

　　王邦瑞《泰山颂》云：“于维皇明，中和建极。…… ( 泰山 ) 亿万斯年，奠我邦国。”汪子卿《泰山志·山水》云：“我国家定鼎燕冀，实惟兹山雄峙于东，侈形势，壮舆图，以奠王畿。”谭耀更于《岱史·序》中论云；“岱于前世，率不过吐奇孕异，致灵怪以阐世符，惟我明建枢北极，而兹山屹立国门之东，汶济之水会焉。……是岱之祚国佑民，即亿万年，不啻也亦我明为最。夫岱既已最五岳而雄区中，而我明所以有事于岱，与其所以有功我明者，又为百代之最。”

　　与泰山保障明廷说遥相呼应的，则是泰山发脉“中龙”说。
    嘉靖学者林宇中诗中称泰山脉起昆仑：“昆仑一脉发，崒崷卑寰宇。”
    明万历时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定泰山“为中龙之委”，其论称：“自昔堪舆家皆云天下山川起昆仑，分三龙入中国。……起泰山入海，是为中龙。……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泰山塞护海东，王气不绝。”王士性亲赴泰山考察后，于所述《岱游记》中并重申此说。王士性在唐一行山河两戒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北龙、中龙和南龙为三大主干的山脉系列分布，这是明代地理学的新成就，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
    而中龙发脉之说，除体现了明地理学家对泰山山脉的认识，也反映了泰山与中原王朝相吻合的政治观念。所以王士性在论及泰山时，谓其“自雄孕畜千年不少替，岂帝自出震，无所假灵于西北耶” ( 《岱游记》 ) ，频频指山为帝灵王气所钟，则分明是为奠基于泰山之北的明廷寻找地理上的依据。
    万历时大臣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首《华夷沿海图说》并将泰山与辽东诸山视为一体，谓：“辽左河东诸山，自金州卫旅顺口发脉，而实始自山东登州府蓬莱诸山也。海岱之脉，又自太行、王屋，从西南向东北抵登州海中，跌断起伏鼍矶、沙门、长山、半洋诸岛相接，以至旅顺复发。”认为辽东诸山发脉岱岳，开启了岱辽一体论的先声。

　　以上两种关于泰山的认识，在满洲女真族崛起，满汉民族冲突爆发之后，明廷一方创作的有关泰山之诗文中有进一步之反映：

　　盖朱明之政区，将辽东一域隶于山东布政司，泰山因在落处山东境内，更在东省之政治生活中具有非同一般之位置。在明东藩大吏连篇累牍的祭岳告文中，不难看出泰山之神无所不在的巨大威力。故而当满洲努尔哈赤揭竿反明、战火骤起之时，东岳神便自然被引入这场民族大冲突，成为明汉一方的心灵凭藉。

　　当万历四十八年 (1620) ，辽东战场角逐正烈之际，时任山东巡抚的王在晋致祭泰山，将辽海烟氛引至岱神尊前，其《告岳文》中悲慨“三韩震邻，交驰白羽”的时局，詈斥努尔哈赤为“狡酋”，后金为“夷虏”，并祈望泰山神，求其保佑明军“底定方域” ( 此后清乾隆时大兴文禁，在晋此文被指为“语殊悖妄”，遵严旨禁毁 ) 。

　　在明末诗歌中也多处留下乞助岱神以平辽东的文字，如张民表《谒岱宫》：“愿祈灵佑销夷祸，封禅白云万岁同。”郑以伟《登岱四首》其三：“谁挽苍波扫妖彗，辽阳一况战争埃。”而黄道周的《登岱歌》，更是血泪交迸的激情之作：“呜呼泰山，尔阅天下奇事有多少 ? 七十二君骖龙服风争翱翔，岂有臊奴垂鞭立马登缥缈 ( 原注：祟祯戊寅立冬中 ) ，胡尘沓合天地杳 ! 畿南横扫五十城，二东白日啼妖鸟。遂有胡雏腾介丘，鹰服斜窥齐鲁小。……二公履齿犹未灭，泰山肤寸几流血。封坛青瓦插羽旗，礼殿斋宫焚绵蕝……。”

　　王在晋、张民表等人的祭祀诗文，虽是“国将亡而听于神”的无益之举，却可从中看到当日视泰山神为汉民族保护神这一普遍的社会心态。而黄道周诗中描写的八旗兵焚掠泰山的场景，则可视为满族对泰山神这一中原神祇的反击，故一幕“封坛青瓦插羽旗”的场景，顿引起了汉族士人心灵上的强烈憾动，而发出近乎绝望的哀鸣。清军立马泰岳的震撼程度，几与明凤阳皇陵的被掘相仿佛。 明末满汉民族冲突，在泰山信仰上有着清楚的显现。

 渤海地形图

    二

　　当满洲铁骑从山海关口涌入辽阔中原之后，满族的统治者面临着如何重新面对汉文化这一严峻抉择，其情形正如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新传》中所论：“世居中国东北辽半岛的满族，……本来文化是落后的，但自从建立了大清帝国之后，突飞猛起，大踏步追赶上来。他们的首领，很知道文化的重要。——不深通汉族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想来统治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失败就必然是他们武力攻打天下以后的悲剧结果。”

　　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泰山信仰，于是便凸现在满族帝君的面前。 清入关后第一任皇帝顺治，在其亲政的当年，发布了一项关于泰山的诏旨，宣布恢复自明亡以来中断的泰山祀典。其祝文曰：“顺治八年 (1651) 岁次辛卯四月丁未朔越七日癸丑，皇帝遣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管工部左侍郎刘昌，致祭于东岳泰山之神曰：惟神天门挺秀，日观昭灵，吐纳风云，育成品物。朕诞膺天命，祗荷神庥，特遣专官，用申殷荐。惟神鉴焉。谨告。”

　　——“天门挺秀，日观昭灵”，顺治告文对泰山神的颂词，显示了满洲君王对泰岱崇高地位的认同，实揭启了清代泰山祟祀的序幕。这一举措，深得汉族臣工的拥戴，当时山东左布政使张缙彦在《重刻岱史序》中对此颂誉：“今天子定鼎正朔，广教化，祟祀典。亲政以来，即遣大臣祭告东岳，昭格有加，盖将以兴百年之礼乐，高一代之制作，在此时也。”在此影响下，清地方官吏重刊《岱史》，泰山碧霞祠等庙宇亦相继修整，泰山文化在经历明季动荡之后，首度得到重振。

　　在继起康熙一朝，原十分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已渐趋缓和，康熙更睿智地认识到：“不向汉文化学习，不珍祟汉文化，满族进入中原，要想统治全中华，是不可能的” ( 《曹雪芹新传》 ) 。所以他在加强镇压汉族反抗与满洲亲贵维护落后制度的反扑之同时，一方面在政治上宣称“朕于满洲、蒙古、汉军、汉人视同一体”，积极团结汉族官僚地主，对他们做作出让步，改变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在文化上加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极力尊祟儒家思想，并把清朝作为明朝的后继者，使满族在政治与文化上，都逐渐与汉族接近。康熙不仅在嗣位伊始，即承顺治先例，遣使致祭泰山 ( 事见《圣祖实录》卷六 ) ，且在康熙二十三年 (1684) 以翰林院编修曹禾请封泰山为契机，宣称“效舜巡的故事” ( 《红楼梦》第十六回语 ) ，开始了浩大的六次南巡活动。

　　萧一山《清代通史》论南巡曰：“玄烨以黄河屡次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堤工。且以东南民情，未尽融合，而故国之思，所在潜萌，思有以震慑之。又欲周知地方风俗，小民生计，故屡举南巡之典。” ( 第一册、页 790) 然如举其事之荦荦大端，则所谓南巡，实质上是同汉族地主阶级的一次政治对话，藉此以减弱汉人不满情绪，增加满汉的相互合作。因此，当康熙的御辇穿行在山东、江南这一汉文化的腹心地带时，处处表现出他对汉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与尊祟，其尤为重大者则有三事：祭故明孝陵，立“治隆唐宋”之颂碑；谒孔子林庙，赐“万世师表”之显额；另外一事，便是登陟泰山，而发“泰山龙脉”之创论。

　　康熙帝泰山之行共有三次：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十月，第二次在康熙二十八年 (1689) 正月，第三次在康熙四十二年 (1703) 正月。康熙不仅在祭岳告文中称颂岱神“屹峙东方，育成庶类。天齐巨镇，功开成物之先；日观祟标，尊为万灵之府”，而且亲祀岳庙，行二跪六叩之礼。正如泰山研究者所指出：“康熙帝以如此隆重的礼仪亲祀泰山神，这是史无先例的，泰山蒙此殊荣，政治地位更为提高。” ( 见《泰山研究论丛》第三辑中《康熙皇帝东巡朝泰山》一文 ) 

　　从天聪大汗皇太极的“封坛青瓦插羽旗”到康熙皇帝的“步辇朝回谒岱宗” ( 胡瑾《东巡纪盛》中语 ) ，泰山在满洲君主的心目中，出现了一番极富戏剧性的变化。 　　不过，满汉毕意是两支源流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上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虽在大融合之中，亦难免发生重重碰撞，种种冲突。汉族的泰山信仰与满洲的长白信仰不相合楔，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清廷的难题。

　　绵延于东北边境上的长白山，是满洲爱新觉罗一部的发祥地。《满洲实录》记称：“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哩山下” ( 据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考证：其地在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境内 ) ，相传古时有天降仙女，浴于山之泊中，因食朱果而生一子，即爱新觉罗的始祖布库里雍顺。——流传于满人中的这段“朱果发祥”的故事，揭示了这一高山部落的发源秘史，也使长白山在满族的心目中具有无比神圣的位置。“长白”遂成为“皇清亿万年发祥重地” ( 《大清一统志》卷四五 ) ，满洲的民族图腾。

　　清廷入主中原后，对长白祟祀规格日加。康熙帝称“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样之地”，乃于康熙十六年 (1671) 命内大臣觉罗吴木讷等前往勘探，“以便酌量行礼” ( 吴木讷《看验长白山奏》 ) 。时人方象瑛有《封长白山记》之文，详记当日勘山始末。而后《大清会典》中定制：“康熙十六年以长白山系祖宗发祥重地，照岳镇例，封为长白之神，每年春秋二祭，令宁古塔将军遣官在乌喇地方设幄望祭。”康熙并亲制《望祀长白山》之诗：“名山钟灵秀，二水发真源。……千秋启佳兆，一代典仪尊。”在康熙朝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上，长白位列第一，取得法定第一神山的显赫地位。

　　然而在汉族的名山信仰中，长白山的地位远不及泰山之尊大。康雍间学者齐周华曾见旧刻《五岳图》石碑，乃将辽东长白列为泰山之副岳。这与清官方所厘定的祀典位序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齐周华在所撰《五岳图订讹》文中有“长白系本朝祖山，未闻副泰山”之辩 ( 《名山藏副本》卷下 ) 。这一质疑，实反映了清廷长白山祟祀与中原传统信仰中“泰山独尊”之观念存在的巨大冲突。

　　泰山与长白山在国家祀典上的尊卑之争，暴露了满汉信仰文化互难相容之现实。如何在不触动既定祀典的前提下，协调两族信仰，统一思想认识，并能取得满汉双方心理上的认可，已成为康熙在万机之中须予解决的要务之一。“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创论，便是在这种历史局势下横空出世的。 

　　康熙在《泰山龙脉论》中指出：“古今论九州山脉，但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翼为障，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发脉。朕细考形势，深究地络，迁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长白绵亘乌喇之南，山之四围，百泉奔注，为松花、鸭绿、土门三大江之源。其南麓分为二干，一干西南指者，东至鸭绿，西至通加，大抵高丽诸山皆其支裔也。其一干自西而北，至纳录窝集，复分二支，北支至盛京，为天柱、隆业山，折西为医巫闾山。西支入兴京门，为开运山。蜿蜒而南，磅礴起顿，峦岭重叠，至金州旅顺口之铁山，而龙脊时伏时现，海中皇成、鼍矶诸岛，皆其发露处也。接而为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龙，于是乎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弯祟盘屈，为五岳首。此论虽古人所未及，而形理有确然可据者。 ( 下略 ) 

　康熙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自谓“朕于地理，幼从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 ( 《御制文集·四集》卷十五《敕谕》 ) 。他主持编绘的《皇舆全图》，已采用当时西方先进的测绘方法，在所著《几暇格物编》中对地质地貌亦多有研讨，本人具有一定的地理学知识。而且他曾亲至泰山与辽东，“细考形势，深究地络”，并且“迁人航海测量”，察觅山脉走向 ( 按康熙所遣考察长白山脉之人，未见中国文献 载录，而《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载其事，其书下编卷五云：“ [ 康熙四十九年 ] 八月丙寅，义州府尹……启曰：‘……五月间，皇帝特遣西洋国人善解天文地理者来到凤城，历览地理，图画山形，后转向水上云云。或曰往见白头山 [ 引者按：即长白山 ] 及宁固塔，”据此康熙考察泰山与长白之脉，乃是借助西洋传教士之力 ) 。故所述长白及其支脉的地理形势，都极为确切明晰，而且他提出的泰山与长白山关系之新说，也因后世探定“辽东半岛及渤海湾诸岛岩石，与山东半岛的岩石是相同的”，而被认定“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 参马铭初《泰山历代文史粹编》页 19) 。然康熙倡为此论，其意旨绝非在地理方面，而是更着眼于政治与文化。汉文化最重追根溯源，今即“考明”泰山并非自中干而来，而是发脉于长白一峰，则从地缘上来说，满汉实为一体，即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长白、泰山皆当居于第一神山之地位，不须更分彼此。满洲君主把泰山连脉长白，进而把泰山灵气所钟的孔孟邹鲁文化一发拉入长白的神光中，使白山更加神奇与尊祟。故康熙“泰山龙脉”的命题，不仅为满洲入主中原寻找到了地理上的依据，同时也为他在政治上破除两族畛域、实行“满汉一视”觅到一条理论武器。

　　康熙论出，受到满汉臣工——尤其是汉族官僚士人的积极拥护。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在召对之后，撰写《上谕泰山脉络恭纪》 ( 载《榕村集》卷十四 ) ，对康熙之说大加揄扬：“倘非皇上灼知而发明之，则遗经之指，千载梦梦也。”著名诗人袁枚、学者赵慎畛、王培荀等亦皆亟称此论，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五云：“章槐墅观察云：‘泰山自古迄今，皆言自中干发脉，圣祖遣人从长白山，踪至旅顺山口，龙脉入海，从诸岛直接登州，起福山而达泰山，凿凿可据。’余虽未至旅顺、福山，然山左往来�不惟岱宗位�? ( 东 ) 面兑 ( 西 ) ，即观汶、泗二水源流，亦皆自东而西，则泰山不从中干发脉，又一确证也。因纪以诗云：‘两条汶泗朝西去，一座泰山渡海来；笑杀古今谈地脉，分明梦中未曾猜。’”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恭读《圣祖御制文集》 ( 杂著中言 ) ，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圣论精确，实为古人所未及。”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五：“论者皆以泰山自中干发脉，本朝尝命大臣由长白山过旅顺口察其脉，穿海而过，自此突起，是为泰山，非自中干也。”这些评说，反映了汉族士人对康熙泰山论的拥护心态。另外，从泰山多处满族官吏士人礼赞泰岳的刻石中 ( 如岱顶有宗室玉构“五岳独尊”之刻 ) ，亦可见由于康熙的倡导，泰山祟拜在满族中也渐为盛行。

　　乾隆间泰山学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在援引李光地《禹贡注》后论曰：“盖自圣祖御制《泰山龙脉论》出，而百家息啄矣。”至此有关泰山山脉的论争暂告一段落。

    三

　　“泰山龙脉”争端再起，已是辛亥国变、清室倾圮后的民国时期。

　　这场论争首由国学大师章炳麟 ( 太炎 ) 揭开。章太炎是近代民族革命之思想家与活动家，也是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方面造诣深厚的学者。在他一生繁多的学术活动中，也曾对泰山山脉一案予以关注，并留下了题为《与张相文论山脉书》的研讨之作。

　　章太炎这篇关于泰山的研讨文字，不见于各种版本的《太炎文录》，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也无片语道及。今人张海珊先生自张相文《南园丛稿·沌谷笔谈》中查获，辑刊于《天津师大学报》(1984．1)。这是有关泰山山脉资料的一个重要发现。
    章太炎在函札中论曰：“向闻清主泰山为长白山回脉之说，亦颇信之。近因考满洲事状，彼于康熙十七年(1672)尚不知长白山安在，而令吴木讷等探索，乃遂妄谈山脉，是本悬揣之谈。以今观之，长白山蜿蜒而西，至于大连、旅顺，其势已尽。隔海则芝罘特起，其间海岛连接，若相传注，谓芝罘与长白相系可矣。若泰山与芝罘，则中隔潍水，潍水纵截其间，故登、莱、胶之山皆南北行，不得越潍水而至泰山也。其青州、武定外海则列岛甚稀，与长白绝不相涉。且泰山之东尚有淄水北流入海，则中脊高而北方下，地势可知，长白山脉又无由自北而南也。观上诸证，则知清主所论，实属妄谈。盖时犹信堪舆之说，欲举中国孔颜诸圣，悉谓之长白山灵所生，以此夸耀于我耳。至泰山起脉，本不可知。然东部诸山往往有此，亦不独泰山也。窃谓山脉之说，亦有不可尽拘者。彼谓地球初成，水土凝结，如牛乳绉文。审如是，其绉本非相因而至，则不得谓众山同出一脉甚明。特山势迤长有可踪迹者，则谓之山脉云尔。其间小山凝结者不必尽与大势相连，何足异哉!长白山来历亦不可知。今吉林东北部松花、黑龙合流之处，其南有完达山脉，纵长几二千里，至朝鲜釜山而尽，而长白特其中间所起之峰，自北又分支而行焉。然长白出于完达则可知，而完达之来，殊为无因，此亦不可不寻其根干者也。兄研精地学，能解我疑否?

　　章太炎此函，是首次对康熙“泰山龙脉”之说的全面批驳，它的出现，亦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章太炎是种族革命的积极鼓吹者，自称“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 ( 《致陶亚魂柳亚庐书》 ) 。壮年以后，更奋勇参加反清斗争，宣传民主主义革命，他诋訾满洲为“贱族” ( 《（ 2 ）危书·客帝匡缪》 ) ，蔑称玄烨、弘历、载湉诸帝为“小丑” ( 《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 ) ，皆在当时引起强烈震动 ( 但章氏晚年思想有所改变，于清代前期政治已渐持肯定 ) 。当章氏起而对清代政治文化进行全面清算之际，当日清廷宣称的“泰山龙脉” 一案，也自当成为太炎关注的问题之一。

　　据张海珊先生考证：章太炎此函撰于民国十三年 (1924)( 见张海珊《章太炎、张相文关于泰山的通信 [ 辑录后记 ] 》 ) 。其时章氏正致力于清初史事的探究，据其《与吴承仕论满洲旧事书》云：“鄙人近得明代官书及编年书数种，乃知满洲旧事，《清实录》及《开国方略》等载爱新觉罗谱系，其实疏漏夺失，自不知其祖之事。《明史》于此，亦颇讳之，乃笔其事，为《清建国别记》。” ( 参《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五 1924 年条 ) 与满洲史事密切相关的泰山山脉问题，亦由之引起太炎的反思，他依据近代地质学的新进展，并结合在东北筹边时的足履目验，对泰山山脉的形成及与长白山脉的关系，均提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并以此致函友人张相文，请其相助参订。

　　张相文 ( 蔚西 ) 是中国早期现代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早年还是隶籍同盟会的革命志士，曾投笔参加辛亥滦州起义。章太炎与张相文有着深厚的友谊，曾于民国三年 (1914) 为作《地文学序》 ( 收入《太炎文录初编》 ) ，对张相文学行深致推祟。此时张相文因抗拒曹锟贿选，离京寓沪，因对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而感到异常痛苦，乃潜心于佛学的求索。当他接读太炎来札后，从地理学角度，审察诸说，并在复函中作了评议，其函略谓：“山脉之说，犹之日出日没，流俗相沿而不知其误者也。地有向日背日之时，而非日之有所出没。山岳之成，由于横压力之挤逼，而决非如水之分派，木之分枝之自然生成，可断言也。地球初成，水土凝结如牛乳绉文，诚如尊论所云。然非一成而不变者也。即今地质学家所实验，地层凡分三界，而又分十二系，各系中各有特别之僵石以显分其时代，可知此绉文之成，因不知其几千万年。而成此绉文后，以迄今日，其山崩地震，沧桑变易，又不知其经几千百次矣。惟成于同一时代者，其纵横之地轴必平行，其倾斜之度数必同向，此亦自然之理也。东亚之地势，北自白苓海峡以南，南自长淮以北，其地轴率皆自东北而西南。群岛若日本千岛；半岛若冈札加，若朝鲜，若旅顺；蹶起大陆若外兴安岭，若完达山；内地若太行山，其方向皆同。长白、泰山居此群山之中，其成立固属同一时代，盖与东海之陷落同时事也。完达与兴安岭间凹为内海，遗迹显然。太行东麓之为海，自宋沈括已发明之 ( 见括所著《梦溪笔谈》 ) 。然而壅为陆地，必远在东海陷落之后也。古者囿于方舆，第见泰山与嵩高不相属，而与隔海之长白多相同之点，因谓泰山为长白之回脉，其说固大谬不然。”张相文汇列现代地质学的确凿证据，有力批驳了泰山发脉长白之论，为章太炎的论断提供了支持。

　　章太炎致函张相文论说泰山山脉，虽以探究往史、舆地为词，其实乃是着意于时政。当其发函之时，虽距辛亥之变已有十余年之久，但清室的复辟活动仍持续不绝，章太炎曾不断致电吴佩孚、黄郛、冯玉祥等人，揭露满洲宗室复辟的阴谋，指斥江亢虎等人的帝制言论，支持驱逐宣统帝出宫 ( 详《年谱长编》卷五 1924 年、 1926 年诸条 ) 。与政治上的复辟之声遥相呼应的是，“泰山龙脉自长白”之说又被旧案重提，不时泛起。如当时著名诗人杨钟羲在《雪桥诗话续集》卷七论云：“天下山脉皆发脉昆仑，惟泰山来自海外。见李榕村集。盱眙王子和《望岱》诗：东去云根穿渤澥，西来山脉别昆仑。”杨钟羲是汉军旗人，时任职于清室，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之遗民学者。他关于泰山山脉的论调，显是其政治倾向在学术上的反映。可见章太炎在致电黄郛、王正廷支持“清酋出宫，夷为平庶”之同时，复致函张相文研讨泰山山脉，驳议清廷之说，实是有为而发。其间机略，正如张海珊先生在《章太炎、张相文关于泰山的通信》之“辑录后记”中所揭示：“当时，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并未放弃复辟活动，批驳这种谬论仍旧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故这次围绕泰山龙脉的争论，可视作汉族种族革命论者与满洲复辟势力的一次交锋，体现了近代民族革命中引发的满汉民族文化上新的冲突。

　“泰山龙脉”论争的再起，引起了中国地质学界对这一命题的重视。在章、张通讯的次年 ( 民国十四年，1925) ，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发表《中国山脉考》长文，中对泰山山脉作了诠说：“若以为地轴之中 ( 昆仑 ) 与五岳之首 ( 泰山 ) 固应共出一系也者。实则山东地质构造与河南不相连属。伏牛山脉东南走为桐柏、大别，以至于皖北之天柱，按之地势，揆之地质，莫不皆然，与泰山殆风马牛不相涉。……泰山山脉自西徂东，横亘于胶济路线之南，固自成一段者。”又谓：“泰山而可连于昆仑，自无不可越海而联于长白。前清帝者遂创为泰山导源长白之说，以自尊祟其发祥之地。一时学者亦殊无以难之。盖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形势遥接，人所共知，而自千山摩天岭，以达长白山，亦固似若相联也。在今日地质学观之，则长白山与泰山，岩古时代成因盖无一同者。夫两不相联之泰山脉，而为之说者乃或系之于昆仑，或属之于长白，各执一解，左右逢源，至于如此。”翁文灏以全新的地质学理论，对泰山龙脉东、西之争作了重新审视，并用现代科学的眼光，从山脉 ( 或叫山文，Orography) 的界定上 ( 包括 构造、山脉成因等 ) ，指出论争双方均缺乏坚实之依据。虽然翁氏未遑对泰山的山脉所属作详细考论，但他对这一历史公案的回顾，较之章太炎只驳斥长白连脉之谬而回避中龙发脉之误，更为公允与审慎。这标志着关于泰山山脉的讨论，终于摆脱政治斗争的色彩，而向着纯科学研究回归。

　　山岳在中国各民族信仰中均占有重要的位置，而泰山之与汉民族更是如此。职是之故，历代的各种政治势力无不借助泰山的力量，将泰山作为承载其思想意识的舆论工具与理论武器。马克思曾指出：在危机时代，人们往往搬出尊祟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祟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
    而这场关于泰山山脉起源的论争恰是如此，其历经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并与各个时代的政治形势与满汉两大民族的冲突融合息息相关，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解读，可见泰岳一山在中华民族之心目中所具有之举足轻重的地位。郭沫若将泰山称作是“中华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确乎是中肯之论。

    四

    长白山地处东亚之巅，其历史悠久博大而神奇。
    《山海经》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山”乃因长白山之神圣而为名。《奉天通志》称之“藏天然之秘，蕴万古之灵，”其横亘千余里。《金史卷三十五》称“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
    长白山的地质构造表明，由火山喷发形成了“刚健中正”的锥形山体，火山口形成的天池发端了三江源头，蕴发了丰厚的自然资源，生化出了长白山博大物广的生物圈，由此展现了《易》象的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气象。鞠曦先生以《易》理推定出长白山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厚德载物，其源于长白山由火山喷所形成的自然本体《易》象的“水火既济”景像。①这一景观印证的先圣画卦尽阴阳之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写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悬示启人，备万物之形象，穷天地之能事。长白山天池的“形”与“象”以风水科学哲理论证推定，其形象体现了《易》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典型的体现出《易》卦的“水火既济”本体论原理。
    长白山及天池乃东北三省龙脉之祖，其丰厚的自然资源润养了长白山生生大化，品物咸亨。孕育奠定悠久的长白山文化，展现出了以儒道为主的中国优秀文化丰厚的内涵。

    从风水学上讲此地祖山确为长白，天下山尽出昆仑，只为远祖。长白南来渡海从山东蓬莱上岸，东行结昆嵛山，转而南折结崂山，西来陆续结沂鲁诸山，最后气脉全蓄于泰山徂崃。最妙在黄河北注渤海，正在山龙环抱之中气不外泄，若黄河改而向南则北龙失水，必衰无疑，中原当乱。汶泗为龙头口中之水，得天独厚，宜其为孔孟邹鲁之邦，北京为北龙头顶，王气所钟，为京做都，自在理中。南龙中南京也为龙头顶但形势反背，山在其南水在其北，比北京略输一筹~~且大江东去，气势入海，自不如北龙雄厚有力~~~
   
    中国总体风水格局为二龙相交之象，古人所谓三龙之说，吾不取也。其中四川，湖广两地为南北二龙所共结，得南北之气，人杰地灵~~~秦晋和东北，京津，山东北部为北龙两大结穴，大气磅礴，很是尊贵。江西为南龙所结，秀中之秀~~
    （编者按：
         以山东、东北人的渊源，如山东人闯东北，后回归山东等，也有龙脉一体的映照）

    五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

　　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

　　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瑞。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同化外羁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西方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故虽不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未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为东北所制，而无如气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于是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泾师，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卼臲不安，和气之消耗渐散。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于凤翔，被迁于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

　　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安巴坚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逦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

　　今就唐书所载开、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之处，撮而叙之，可以验地气之变也。
　　唐人诗所咏长安都会之繁盛、宫阙之壮丽，以及韦曲莺花、曲江亭馆、广运潭之奇宝异锦、华清宫之香车宝马，至天宝而极矣！
　　安禄山兵陷长安，宫殿未损，收京时战于香积寺，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败即遁，未暇焚剽，（惟太庙久为贼所焚，故肃宗入京，作九庙神主，告享于长乐殿）都会之雄丽如故也。

　　代宗时，吐蕃所燔，惟衢衖庐舍，而宫殿仍旧。
　　朱泚之乱，李晟收京时，诸将请先拔外城，然后北清宫阙，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嚣，非计也。贼兵皆在苑中，自苑击之，贼走不暇，则宫阙保安。」乃自光泰门入，泚果遁去。远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则并坊市亦无恙矣。故晟表有云「钟不惊，庙貌如故。」盖地运尚有百余年，故不至一旦尽埽也。

　　黄巢之乱，九衢三内，宫室尚宛然，自诸道勤王兵破贼后入城，争货相攻，纵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内惟含元殿独存。此外惟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僖宗在蜀，诏京兆尹王徽修复，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请帝还，其表有云「初议修崇，未全壮丽。」则非复旧时景象可知也。

　　及昭宗时，因王重荣、李克用沙苑之战，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宫城，仅刈存昭阳、蓬莱二宫。还京后，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贞之逼奔华州，岐军入京，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王徽葺构之功，至是又埽地而尽。于是长安王气衰歇无余矣。（见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黄巢等传）
    ------《廿二史札记》 三十六卷 （清）赵翼 撰

    赵翼关东气运之说从安史算起，我以为尚可继续追溯。
    最早箕子东封当为关东气运之始，次卫满东出塞建国，汉东收四郡后，高句丽崛起东方，西并辽西，南下半岛，从汉至唐绵延七百余年，为关东气运的第一高峰。
    鲜卑初起大兴安岭，而后南下辽东辽西之地，散处塞下，晋后混一北方，开关东民族入主中原之先例，对其后隋唐影响深远，当做第二高峰。
    安史之后渤海，契丹相继而起，雄踞东北，虎视中原，更有女真之金灭辽攻宋，分割南北，风云一时，此阶段为关东气运之第三高峰。
    而明季满洲崛起东下朝鲜，北服蒙古，混一华夏为关东气运之大盛。至于民国之张氏与伪满乃余绪耳。
    于此可见北龙之总体气运在东西两处，在西为关陇秦晋，多为早期王朝肇兴之处，在东为关东白山黑水之地，多为后期王朝崛起之地。而北京处其东西之喉亢之所也。江南之气足以偏安，未足混一，有明始其淮西，后转金陵，而终一朝为蒙古女真所困，卒遭其祸，盖秀有余而雄不足也。

    按地理气运说，当今三元之气运入艮八之运，东方气运始盛。
    当今河北，京津，山东，东北气运在未来二十年间当最盛~
    看当今的中枢军政人物也能看到端倪，最近两届的中央常委多有此地人，而且山东籍将军人数和质量都是最高的，看看军委里领导上面几地人也是最多的，我具体核查过。现在中国的将军县是山东荣城，一个县级市将军有二百多个~~若推测不错的话，今后以上各地当更有很多英豪崛起~~

   长白山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