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风水支持者们看来,眼下要紧的是风水申遗。他们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韩国在2005年“端午祭”申遗成功后,又开始着手对风水申遗的准备。邻国日本也在政府的推动下悄悄地做着准备工作。这些起源于中国的传统,却在他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事实上,申遗并非最终目的。
风水申遗:前景不明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一方面是风水申遗的艰难努力,另一方面是不绝于耳的质疑声
如果不是受到韩国、日本风水申遗的“威胁”,中国人可能不会在风水申遗这条路上走得如此心焦。
中国民间风水申遗第一推手,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徐韶杉,每当谈起风水申遗这件事,都会反复强调:“风水申遗,不简单是申遗的问题,它的背后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问题。韩国人已经注册了端午节,风水这个事稍不留神就要被日韩申请去了。”
拍摄《风水中国》
一部耗资巨大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风水中国》目前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徐韶杉担任了这部片子的总顾问。据他介绍,摄制组今年年初从南京出发,计划走过中国2400个县,600多个市,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名城、镇、村、宅进行客观公正的影像和人文采录。
“拍摄的目的就是让事实来证明,风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灵魂。”徐韶杉说,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如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秦始皇陵、 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武当山古建筑群 、苏州古典园林 、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明清皇家陵寝、安徽古村落等,哪个不是以风水原理设计的?
实地拍摄的同时,《风水中国》摄制组也对几十位中国著名的风水学者进行了深度采访。学者们的态度和核心观点被徐韶杉整理出来,中秋节前挂在他主持的“中国建筑风水文化网”上,标题醒目:“中秋引爆风水文化申遗,学者为中国文化呐喊”。
“风水科学方面主要是包含电磁场跟生态的一种影响。”
——张栋杰,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医、风水同根同源,不相信是民族的自卑心理的表现。”
——张其成,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辞源对风水的定义,包括我们的辞典对风水的定义,都存在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关于风水的知识还停留在二战以前。”
——高友谦,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家族园林委员会委员??
“实拍中国传统建筑是事实论证,学者的言论是理论论证。”徐韶杉说,有了事实和理论这两方面的支持,他们写起申遗材料来才会论据充分,有说服力。
在他看来,《风水中国》的拍摄和采访工作,推动了中国民间风水申遗又向前迈出一步。但今后的路还有多远,要取决于公众的支持率和官方的态度。
徐韶杉坦言,民间申遗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申遗小组面临很大的压力和很多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风水被当作封建迷信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人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观念。政府部门也要考虑相关的问题。”他说,“当初《周易》是因为尊孔所以得到‘解放’,《周易》的解放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从海外影响到国内。风水也可能要走这么一个过程。”
民间自组申遗组织
2006年6月9日,在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前一天,由徐韶杉发起并组织了和南京的教授、学者、民间风水师及爱好者作客搜房网,宣布启动中国民间风水申遗计划。
而这个时候,韩国人已经于2005年11月25日抢注了“江陵端午祭”,又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而且,从2003年开始,韩国以政府行为启动了韩国“整体风水地理”项目,准备尽快将其列为韩国国家遗产名录和申报世界遗产。而有消息说,日本的申遗工作也已悄然展开。
徐韶杉对网友说:“我们不能老马后炮,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迟了,就会面临着像端午节一样的尴尬处境!”当日,徐韶杉等人宣布“中国风水文化申遗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徐韶杉提议由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教授张栋杰任主任。筹委会有成员10余人,由大学教授、老师、民间研究者等各方人士组成。机构性质为非官方组织,经费自筹。他们的工作预期是,先以民间的形式做准备工作,然后向中国文化部和联合国申报。
半年后,即2006年12月14日,上海生活美学学会也宣布启动风水申遗。会长张良仁说:“倡导‘天人合一’等内容的风水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当之无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海申遗,因为媒体的全面介入,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正反面意见喷薄而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志哲说,风水绝对是个宝贝,不能丢。“为什么现代中国人非要把这个祖传的文化排斥于外。日本、韩国已经先后向联合国申报风水遗产了。难道风水起源的中国还要重犯端午节这个文化遗产被人抢走的错误吗?”
但是风水申遗“捍卫文化主权”的动机,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相反,质疑之声不绝。舆论压力下,2007年初即传出上海申遗夭折的消息。但上海易经学会副秘书长吉容良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称,上海方面的申遗活动仍在进行。徐韶杉也表示,他们已与上海方面联合,共同推动风水申遗。
风水申遗的可行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规定,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须具备5个条件:(1)这种文化必须深深扎根于一个地方的传统和社区文化历史中;(2)能够作为一种手段,体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对社会团体起到促进作用;(3)是现代和传统的唯一见证;(4)能够进一步开发和持续发展;(5)这种文化在现代文化发展竞争中很容易受到伤害,必须保护。
针对上述条件,易学学者余杨元认为,风水完全具备了申请非物质遗产的可行性。第一条,从6000年前仰韶文化阶段的青龙白虎风水遗迹萌芽阶段开始,风水文化就一直随着我们中华民族一起成长,指导我们合理地和自然对话沟通;第二条,风水在东亚的大中华文化圈内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条,风水文化是大中华文化圈的一个独有的宝贵文化现象;第四条,风水技术和文化一直指导着中华文化圈人民的生活;第五条,风水故迹日益减少,风水学的基本思想需要继承,累积在风水中的精华与糟粕亟需厘清,否则风水很可能失真。
在上海申遗夭折的讨论中,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苏颐忠表示,“风水文化”申遗的最大障碍还是在于缺乏传承的载体。他认为“风水文化”是一种习俗,它的内容比较空,因此,从申请的程序上来说,静态的文字资料和动态的录像资料都难做,难以行得通。
而南京师范大学张栋杰教授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误区。他说,风水在一般意义上可分为“有形的实物”即“风水遗产”和风水的文化与思想理论两种。“说起风水的遗产简直太多了,”张栋杰说,像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等,都与风水有关系,都可称为“风水遗产”。
事实上,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从未间断过“风水遗产”的申遗,在最近的开平申遗中,负责人在其申报的材料第三条就是开平建筑风水,开平的申遗成功暗示着风水独立申报遗产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从风水文化和思想理论层面上看,中山大学民俗专家叶春生教授认为,风水并不简单是一种民俗,在古代都城的城市规划、园林设计中都有风水文化的体现,风水书籍也可谓“汗牛充栋”。南京大学原天文系主任卢央教授认为,只要中国人存在,只要风水书籍保存下来,风水就不会消亡。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来光贤认为,风水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没有人对风水精华部分进行系统完整地挖掘与提高,从而为人类造福。
事实上,传承的载体并不是风水申遗中的最大障碍,“迷信”这顶帽子才是最沉重的现实问题。今年7月,《人民日报》文章称:“若是‘风水学’能经得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检视和验收,那么接下来的‘卜卦’、‘跳大神’甚而‘三寸金莲’,是不是也可以去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中国风水文化申遗筹备委员会”主任张栋杰说,风水有迷信是肯定的,5000年的历史没有迷信的东西也是不现实的。但其顽强存在到现在,也有其合理的科学因素在其中,并且是占大部分。“水喝多也会致人死地,关键是如何发展‘风水’与规范‘风水’。”
而申遗恰恰提供了一个发展“风水”与规范“风水”的契机。徐韶杉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风水申遗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是同等重要的。“在风水申遗的过程中,通过教育培训和新闻媒体的推广,把真正的风水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对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自信心,保持民族文化的纯正性都非常有意义。”
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
风水申遗,民间的筹备工作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支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风水申遗首先要由国家正式单位提出申请,如建设部文化中心或大学等,然后会同文化部,确定风水进入具有“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的文化和资源的初步目录。之后才能进入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的正式轨道。
而在这方面,韩国、日本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他们的风水申遗,都得到了国家官方机构的认可,申遗工作进展迅速。
对中国目前的风水申遗形势,余杨元认为是“万事具备,只欠一点国家相关政策的东风。”
徐韶杉等人当初提出民间风水申遗时,南京一位政府官员表示:“非物质文化申遗主要工作还要放在民间做,这块文化体现也主要在民间,政府部门考虑到体制的问题,风水和迷信难以界定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徐韶杉觉得,这位领导的讲话“非常实在”,这也是民间风水申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风水申遗的话题热闹了两年多,官方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谨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政府不反对风水。”徐韶杉说。
2004年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心正式颁布的《2004年健康住宅技术要点》中明确指出:“住宅风水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有深远的影响。它既含有科学的成分又含有迷信的成分。”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第一次明确肯定风水有合理的、科学的成分,同时也承认风水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徐韶杉说。
2005年8月10日,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下发建文办200577号“关于成立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建筑风水文化专家委员会的通知”,第一句话便是:“建筑风水文化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强调的和谐、循环、平衡等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建立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正面肯定了建筑风水文化的价值。
同年,南京风水培训班在全国掀起波澜,在风头最紧的时候,建设部一名官员接受媒体采访,并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表示“尊重风水文化研究”。
第一、二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国际论坛”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为风水正名起到作用,影响较大。而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国际论坛”,由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主办。据悉,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把风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风水申遗,时间紧迫。现在,我们比以往更加用心、执著地做这件事,做风水的澄清和解释工作,不断积极推进风水文化向前发展,也对风水中的不良现象做严厉地批评。”徐韶杉说,“如果我们不努力,风水就没了。如果我们不做,就对不起支持我们的领导、学术界的老爷子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今天的这个局面。”
南京风水班风波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风水回流,和近年来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开发热有关系。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是,2004年9月9日,“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开进人民大会堂。有报道称,建筑风水论坛由建设部直属事业单位主办,在中国政治文化圣地的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
2005年南京建筑风水培训班的筹办,让人们的情绪激动起来。风水班的肇始者就是后来发起中国民间风水申遗的徐韶杉。当时,他作为一名易学风水研究者,感到“中国的风水文化已经被歪曲、丑化,因此应当正本清源,培训一批‘革命的种子’”,不料却出现了后来难以控制的火爆局面。
“南京沸腾了,《金陵晚报》9月5日一二三版全是风水,头版显著位置是《南大博导为风水师鸣不平》的文章,并在连续一周的时间对其开展讨论。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来了,每天一开门,几十个记者,闪光灯闪成一片。中央电视台2套12套派出两套人马奔赴南京安营扎寨进行跟踪采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连线,美国《洛杉矶时报》越洋采访……连续两周,电话接得直烫手,全都是来咨询风水班的。南京大学一天接了1000个电话,已经没办法正常工作了。电话也打到建设部去,问风水班怎么报名。”徐韶杉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中国人达到了一种极度的疯狂,那么多年的压抑,一下子解禁了,井喷了。”
但不久,南京大学称,风水培训班是个人行为,与南大无关。建设部也称,他们尊重风水文化研究,但否认风水师认证。而细心的人又会发现,徐韶杉主持的“中国建筑风水文化网”从前有一个去往建设部官方网站的链接,后来也消失了。“‘为风水鸣不平’的南京大学哲学系李书友教授一见到我就骂:一辈子的英名全被你搞没了。”徐韶杉笑着说。
最终,首期建筑风水培训班没能在南京开班,而是转到北京“国二招”开办。这就是一度被媒体炒作的“南京风水班夭折事件”。“但事实上,风水培训班一直在办,现在已经办到第十七期了。”徐韶杉澄清说。
“南京风水班事件”把风水这个古老而又敏感的话题彻底引爆了:风水是什么?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至今,对风水的讨伐与维护之声仍不绝于耳。
迷局与乱象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风水崇尚者认为,风水有科学的成分,但现代科学又不能完全解释它
徐韶杉不久前应邀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在北京录制的一档对话风水节目,他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等人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赵南元教授等人辩论风水,争论的焦点依旧是“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
迷信与科学之争
赵南元对风水持反对态度。他此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风水仅仅是迷信吗?》称“风水是一种造成巨大社会危害的迷信”,甚至 “涉嫌刑事犯罪”。
而风水的倡导者徐韶杉、张其成等人则认为:“风水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一个事实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是风水师发明的,你能说风水师不讲科学?拿近的来说,开平雕楼的申遗成功,负责人明确表示,雕楼的布局是按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理念设计的。”
“录制现场,双方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徐韶杉描述当时的论战场面,“在场的观众积极参战,手中的支持牌、反对牌不停变换。”
这档节目于十一期间播出后,有观众反映:“辩来辩去也没有结果,对风水的辩论往往无疾而终。”事实上,“风水的科学与迷信之辩”历时两年多,但终究无法给风水贴上一个“科学”或“迷信”的标签。
北大资源学院易学风水教授王济权出身易学世家,从事了二十几年的风水研究,做过不计其数的案例,但是每当在课堂上有学生问起这个问题,他总是说:“我们还是回避‘迷信’和‘科学’这样的字眼吧。”
“你说风水是迷信,我肯定不承认。但是你要说它是科学,凭我掌握的这点自然科学知识,又太微不足道了,确实无法用科学解释风水。”王济权谨慎地表达了他对风水的态度:“我既不承认它是迷信,也不说它是科学。但是我认为,它既然存在,就是一种道理。而且应当加上一句,是存在,并且被验证是正确的。”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希贤,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北大讲中国古代风水,最近,他时常会接到电视台的邀请,请他去参加电视辩论,对此,他的态度是“一概拒绝”。在他看来,风水的科学与迷信之辩“真是无聊”。他认为,攻击风水的人应当首先把风水的基础书籍看下来,弄清楚什么是风水。“脱离开这个,说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这种简单思维是不行的。”
对于迄今为止以科学的名义对风水的批判,徐韶杉认为:“相对于把风水妖魔化,把科学神化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大家无意识地认为这个东西是对的,忘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风水之谜有待破解
一宗“奇特的官司”在易学风水网站上流传,标题很有趣:“美国法律为风水撑腰,‘天斩煞’揭秘”。讲的是几年前美国人打的一场官司:一天纽约曼哈顿的罗斯小姐经过两幢大厦之间时,遇上“天斩煞”,被猛风吹倒摔伤,于是便状告建筑师,结果获得了60万美元赔偿。
“天斩煞”是风水中一种形象的说法,形容为天公劈斩造成的不利情况。具体地说是指由两座较高的建筑物之间形成的一条小巷,对着它,就遭殃!
风水中强调“山环水抱必有气”,山,如不呈环形,且有几条山平行排列,这叫做川。风水学发现“山川为破败之地”,实际考证,凡正当山川,绝无人烟,更无城镇。
“天斩煞”在两楼间造成的小巷,实际成了人造山川,因风大气散即成为人造破败之地,属于刚烈之符,于事业、健康不利。
目前,“天斩煞”已经被科学所解释,它的科学名词叫“窄管效应”。实验证明,“窄管效应”可使3级风增大到8级风。
这个案例被一些易学风水人士引作“风水可以被科学解释”的一个证据。但是在风水中,能够像“天斩煞”这样被科学所解释的毕竟太少了。尽管也有不少风水界人士不断地试图用科学这把钥匙去解开风水的秘密。
徐韶杉认为,在建筑风水方面,古人对人居环境选择、营造、调适方面的经验总结,完全可以被科学所解释,就像“天斩煞”。他认为风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建筑风水,一个是风水文化,而建筑风水“完全是科学的东西”。
他说,建筑风水有三个要素:人、建筑和自然环境。建筑风水完整的概念是人、建筑与自然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上合理排布的一门技术学问。“风水好不好,考虑到气象、地质、地貌、生态等因素。从这个层面上看,风水没有任何迷信可言。”
北大资源学院易学风水教授王济权相信,风水最终是可以用科学去解释的。他举例说:“比如这个墙角,古人叫‘墙角煞’,其实就是一种场。万事万物都是有气场的,本身是有能量的,它也有。人长时间面对它,会导致心神不宁,影响到身体。但古人认识问题的能力有限,说它是墙角煞,认为这里有鬼有神,因为他们没有更好更合适的名词来解释。”
王济权认为风水之谜应该和科学家一起来探讨。“但现在两方谁也不服谁,科学家说风水是迷信,风水师说科学家不懂风水,谁也不和谁交流。”
“风水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而且不怕实践去检验,迟早有一天,风水之谜能被解开。”
假风水影响真风水
风水在《辞海》中的定义是:“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这个定义屡屡被批风水者所引用,以作为“风水是迷信”的证据。
科普工作者陶世龙还曾在《风水的名与实》一文中,引用了以往法令法规,以证明“看风水成为公认的迷信,并为国家法令、政党政策、宗教教规或不成文的习惯所禁止”。
但风水界对此意见颇深。在一场风水论战中,王济权称:“如果你们能够和我们心平气和地在一起打击假风水,我能协助你,因为我是研究风水的,我知道什么是假风水,我要比你打击的力度更大。但是如果你们不辨真假,统统打击,那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让假风水、假易学占满了市场,那真风水就没有了。”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风水界人士都对目前真伪难辨的风水市场深感忧虑。“现在民间到处是一知半解的假风水先生,除了小部分是家传外,大多数地下风水师靠招摇撞骗为生。”于希贤说:“一提风水,人家就想到这些人。这种情况下,要让人们不把风水当成迷信,那倒真是难了。”
2006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徐韶杉写了一篇《风水也打假》的文章。“打假主要针对两方面,”他说:“一是个别媒体指鹿为马,将根本不是风水的内容说成风水,或抓住某些技术层面的细节问题,以偏盖全横加批判,误导老百姓。一是有些风水从业人员,为了自己的营生,过分夸大风水的作用,甚至招摇撞骗。”徐韶杉认为,风水打假对于风水的正本清源非常有意义。
但是针对风水界内部的“打假”,陶世龙反问道:“那么,‘真风水’在哪里呢?”事实上,几年来对风水的论战也总结出了一些为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同的看法。比如,“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风水的基本追求,不外乎就是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以臻向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
风水界人士强调,对待风水问题,应实事求是。风水的核心是倡导人与环境的和谐,但风水在自身发展中没有跟上新知识的发展,掺杂了迷信。因此,中国文物协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理事高友谦在《中国风水文化》一书中指出,对于风水,“该批的要批,该禁的要禁,该继承的也要继承”。
风水的“重新发现”
16世纪,一个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中国。作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使者,他一方面把西方的几何学、医学带到中国,让中国人大开眼界,同时他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西方,其中就有风水。这个人就是利玛窦。风水第一次被介绍到西方,就是通过他的一本书,《基督远征中国》。这本书后来被中国人翻译成《利玛窦中国札记》,隐去了文化侵略的色彩。
书中,利玛窦对中国的风水术有大段的描写和评论。他写道:把一个家庭的安全、荣誉甚至整个的生存都想象为取决于诸如门要开在这一边或那一边,雨从左边还是右边流入院子,或窗子设在这里或那里,房顶哪一个要比另一个高等细节。有什么能比这更荒唐呢?
“利玛窦把中国的风水、中医这些凡是西方基督教教义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一概打成野蛮、落后、迷信。”于希贤说,从此,风水也就成了异教徒的一种“迷信”表现,在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系列的宗教性批判。
17世纪以后,基督教在欧洲世俗世界逐渐走向衰微,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人们把一切赞美之辞都给了科学,以科学的工具对大自然进行竭尽所能的开掘,而对于先人在造化面前表现出来的种种谦卑和妥协,不屑一顾。
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人全力以赴地向“赛先生”学习。凡与当时西方科学技术话语不合的传统学术,往往被轻蔑,甚至被打成封建迷信,典型如中医。至于风水,更视以“文化糟粕”,遭人摒弃。
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遭遇了“三P危机”:“人口爆炸”(Population)、“环境污染”(Pollution)、“资源枯竭”(Poverty)。面对这些问题,人们自问:人类的文明是否还有其他的发展道路?于是,有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文化。在这个世界潮流下,以“天人合一”著称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学术界的追捧,同时,过去曾被打入冷宫的风水,和中医一道,又重新被一些人发现了价值。
风水的“重新发现”,在英、美、俄、法、德、日等很多国家,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也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协同发展大会”,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于希贤被邀请去讲中国风水。他讲的题目是:风水,中国的和谐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是,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生活习惯、文化理念,在全世界都是要保护的。风水追求的目标就是和谐,这是风水基本理论里面最核心的理念。”于希贤说,“所以最后,我讲风水是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化。在第二次文化浪潮中,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比中国需要世界更强烈。”
于希贤:西方热捧,中国批判
-本刊记者/张雄 欧阳海燕
在中国人质疑和批判的同时,风水在世界范围内却受到重视
“比尔·盖茨到中国来,住的房子就找我看的风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于希贤教授不无自豪地说。“李嘉诚也找我看过风水,好多港商为了找我家里的电话花了好几万。”
于希贤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开过风水课。1990年到1991年,于希贤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教书,学校给他布置的教学任务是讲北京历史地理。于希贤带了本台湾的《大地》地理杂志,上面有他的一篇关于城市风水的文章,叫《中国古代城市风水的选址与布局》。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的俄国学生,很多人精通汉语。于的文章被学生看到,马上就被20人拿去复印。学校后来知道这件事,就干脆让于希贤开了风水课,给学生系统讲授风水学知识。
“他们之前也听说过风水,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风水感兴趣并不是因为猎奇或者实用,主要还是为了求得真知,为了了解风水中的奥秘,他们觉得风水是一种智慧。”
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系主任对于希贤说,风水是古人馈送给我们的睿智,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将为世界创造一个和谐的未来。
于希贤的风水课开讲了,“来的人多得不得了”,听众中不乏莫斯科大学的院士和教授,“还有人穿着中国古人的长袍,头发盘起来,完全装扮成中国古人的样子。”怕听众听不懂,于希贤一开始用一半中文一半俄文讲。“后来讲着讲着,学生都说,于老师,你不要用俄文,就全用中文讲吧,我们都能听得懂。”
因为风水课于希贤在学校里大受欢迎,校方甚至将他的第二个月的工资就由副教授级提到正教授级,并且换了住房,配备专车接送。
在于希贤看来,比起洋学生对风水学的崇拜与探索,中国人几十年来对风水的质疑和责难有些不可理喻。
《新世纪周刊》VS于希贤
西方热捧风水学
俄国人为什么会对风水那样狂热?
因为他们觉得那是真正的东方文化。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文化,这是自己的根基。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个生活态度分三个层次:一是抽象的,哲学的宗教的层次;二,狭义的文化层次,比如唐诗宋词等等;第三个层次就是物质文化。
风水是第三个层次。比如城市的建筑风格,为何在这里选址,这样规划设计,路怎么开,树怎么种,大门怎么开,包括居家家具的式样摆设等等,建筑文化的这套东西就是风水,指导思想都是阴阳五行说,这是中国独有的文化。
我在莫大讲过风水课之后,莫大校方就跟北大历史系提出要求:你们派来的人,都是向我们学习,比如核物理等等高科技,我们老教你不合算,也得从你那里捞点东西。捞什么呢?我们不会的,就是风水、养生这些东西。
当时莫斯科大学校长就给北大校长写信。指名让我每年去莫大讲学三个月。帮助他们成立一个东方生态文化研究室。实际上任务就是两个:研究风水,另外就是研究中药养生。
西方人一开始对风水好像并没有这么积极。
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两种文化系统,既不能用中国的东西衡量西方,也不能用西方的东西衡量中国,各自都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比如时间排列,中国人认为天干地支,时间是周而复始的,这跟笛卡尔时间一直向前的思想完全不一样。
在中西文化的撞击的时间里,双方都不能互相理解。利玛窦跑到中国来,别看他对中国皇帝挺尊敬,私底下他偷偷给教会打报告:中国是个迷信的,野蛮的,没有经过基督教洗礼的民族,破土动工还要挑个所谓好日子。风水、中医,凡是基督教教义不能理解的东西,一概打成野蛮落后的迷信。
中国人和外国人打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派人出去留学,学的什么呢?就是利玛窦骂中国的这些话,后来这些人回来之后骂得比外国人更起劲,连针灸都被骂为“东方巫术”。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之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不好。这些人在国内长期被称为“进步学者”。
但是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文化浪潮又转了过来,西方人开始重视东方的文化。比如针灸麻醉,特别是开胸开颅,用针扎进去,不用打麻醉针,一些西方人这才意识到,身体有经脉穴位这回事。后来风水也是一样,在西方被人重视起来。
风水在国际上影响如何?
就像俄罗斯人一样,西方人看中国的风水,就觉得有些神奇的道理在里面,觉得不可思议,就想去了解。英国《泰晤士报》常有介绍中国风水的文章,日本有2200所大学,其中110所大学都正式开有风水班。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伯克利大学在1973年就开始招风水的博士研究生。当时中国大陆是封闭的,对外部世界很少了解。伯克利大学当时找来的研究风水的学者是韩国人。
韩国风水没有像中国一样受到这么大的冲击。懂风水的人在韩国社会最受尊重,他们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实际上都是从中国学的,时间比较早,唐宋时期。他们城市的选址都是很讲究风水的,比如首都首尔,前段时间说要迁都,绝对迁不了,因为它的风水是自古定下来的。
全世界就中国人在质疑风水
2005年南京大学的“风水班”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校方最后出来声明开风水班是个别教师的行为,与校方无关。
就只有在风水发源地中国,有人会提出这些问题来——什么糟粕精华、科学迷信之争,实在太无聊了。
总之,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需要一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过程,打倒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倡导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是深层次的学术文化领域里,这个工作好多还没有开始。
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设计传入中国之前,我们哪一个城市、哪一座坟墓不是风水师来选址建造的?我们现在说风水,也得正本清源。在骂风水之前,先问问自己读过几本风水学的著作,没到一定学问根底的时候,有些人提的问题就是隔靴搔痒。一本风水书都没有看过,他有什么资格对风水说三道四?
1995年我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先后两次参加了世界文化多元性协调发展的大会,安排我做有关于风水的大会发言。风水是一种民俗文化,存在了5600多年,从来没有间断过,虽然一波三折,但是它能够复兴,能够走向世界,被国际上认同,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要保护的文化。
风水是什么东西
民众中认为风水是迷信的人不在少数,能不能说说风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风水追求的目标就是和谐。阴阳要协调,世界才能生生不息,这是风水理论里最核心的观点。什么是好风水,怎样来调节风水,就是调整人与环境的气场,人与人的气场。
气是一个核心的概念,这种概念和西方讲的空气不一样。中国风水不仅包括物质的空气,它也是一种活力、活体,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生物波、电磁波,可见光形成一种能量。生命的本源就是有气。人生一口气,这口气没有了万事休矣。这种气看不到,但能感觉到。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气场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人睡觉老睡不好,挑床,也是因为气场不对。动物园两只老虎交配,一上来俩老虎就在一起撕咬,气场不对,饲养员就要想法调节两者的气场。最早在中国风水书里提到气场的就是郭璞,他是风水学的祖师爷。
在我们的文化里风水还留有多少痕迹?
很多。比如西安市的朱雀大街,玄武门,地名中的这些词都是来自风水学。城市名称中的“安”,也是风水的反映。
当时刘邦取得了天下,娄敬和张良就告诉他,关中的风水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它的北面、西面、南面,三面都是环山,而只有东面有一个开口,所以守着三面,只要派重兵把住东面关口的时候,里面就是最安全的,叫做四塞之固。这个意见在风水上来说,三面环山,一面开口,这个风水上就叫做"安"。所以中国地名就出现长安、西安和固安,所有跟安字有关的几十个地名,包括延安都是三面环山、一面开口这样的风水地形。
在传下来的中国古代风水文化中是否亦有糟粕?
我们看这个问题是这样,糟粕的东西会被历史淘汰掉。古代风水理论中说,姓赵的皇帝的坟不能向南。司马光就曾批判过这种说法,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它是没有根据的。像这样的东西就自然不会传下来。
当下活跃在社会上的风水师,甚至学界研究风水的人太多,让人有点鱼龙混杂的感觉。
学术界搞风水的,真正我觉得做得扎实的都是从建筑出身,做建筑规划设计,他们的路子很正。
我曾经碰到一个中学教师给人看风水,狂得不得了,开口就要几十万,实际上说的根本不在点子上。这个行业市场需求很大,希望国家能尽早出来一个规范。
外行人能不能自学风水?
民间有很多人看风水很好,包括很多领导干部,水平比我还高。有的是家里从小有家学传统,懂得阴阳五行学说。比如我们家是世代中医,从小跟着老人上山挖药,那学风水感觉就不一样。
至于怎样学,那就要因人而异了。有时候我出去给人看风水,人家说,我听你说了半天好像说的都是中国文化,我觉得这就对了,风水跟中国文化中的其他部分是个有机的整体,学好风水,首先得对中国文化要有很好的了解。要看的书很多,比如《黄帝内经》、《防微论》,还有《四库全书》中有关风水的书籍,过去科举考试时都会考到的。
混乱中成长的风水业
-本刊记者 / 欧阳海燕
风水业没有行业标准,混迹其中难免真假难辨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一间大概15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北京风水9981”的总经理王剑和风水师胜己被请去看风水。
办公室分为里外两间。外面一间正在装修,空空荡荡的,里面一间,聚集了十几个工作人员,他们对于眼前的这位拿着罗盘、卷尺走来走去的风水师非常好奇。
风水师胜己仔细观察了中介公司周围的环境。从里间屋子的一扇窗户望出去,他发现不远处有三个垃圾箱,于是建议中介公司经理陈放(化名)“和小区物业商量一下,把垃圾箱搬走。”陈放有些为难地问:“如果物业不同意怎么办?”
对于经理陈放来说,他最看重的是“财位”。可是让他感到吃惊的是,公司的财位竟然是卫生间的位置。他有些尴尬地打开卫生间的门,一股味道扑出来。胜己说,快关上吧,让员工把里面打扫干净。陈放叫一名员工跟在胜己身后,要求她把风水师说的话“记下来,给我详详细细地记下来!”
接下来,胜己对外面一间屋子的布置,包括墙和棚顶的颜色提出了建议。又指着门口的一个位置说,这个位置是管理者的位置,最好你坐在此位置上。陈放忙问:“那接待客户总可以吧。”
风水市场的分布
十一期间,“北京风水9981”的风水师们赶场似的给人看风水。“忙晕了!”公司总经理王剑说。陈放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北京风水9981”的风水师的。王剑介绍说,他们的客户都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因为我们没有广告。中国内地也不像香港,可以大张旗鼓地打风水广告”,“但是我们的回头客很多”。她说,有些客户还在慢慢试探,他们的客户群体有待成熟。
对客户的具体情况,王剑不肯透露。“公司尊重客户的意见,在他们没有说‘可以把我的案例加以宣传’前,我们是不会透露他的任何消息的”。不过她补充说,他们的客户一般都是高学历、事业有成的高知人士,其中“不乏社会名流”。
北大资源学院易学教授王济权,同时也担任着国内外多家房地产公司长期顾问的职务。他说,整体看,风水在中国内地有很大市场。从地域上看,南方的风水市场较北方发达。南方的风水市场又集中在东南沿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湖南的风水市场也很热。“但各个区域的风水市场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比如广东和湖南。”他说,“广东对风水可以说是‘明着信’,而在湖南则多‘暗箱操作’”。
风水在北方不像南方那么流行,王济权以北京为例,“在北京,一些地产商请风水师看风水不与他签合同。”曾经有一位北京的地产商在请他看风水时说,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就行了。然而,在广东、湖南,看风水签合同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国内的风水师,南方人多些,“北方也出风水师,但不像南方那么多”。风水在港澳深入人心,尤其在香港,更是大行其道,于是很多人都有一种认识,认为好的风水师都在香港,“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广东、广西、江西等地过去的,”王济权说,“风水高手都在内地”。
风水源于中国,17世纪后,开始走向世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风水甚至有席卷全球之势。外国人对于风水的热情不逊于国人。德国奔驰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曾经致电王济权,向他咨询风水。王济权对德国人信中国的风水感到奇怪,对方告诉他:“我们德国人有三四千人都在研究中国的风水。”
王济权介绍,在世界范围内,风水盛行的地方主要在东亚和东南亚,此外,俄罗斯、英国、德国、美国,尤其是华人居住区也盛行风水。
王济权曾经接待过一位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易学大师”。《易经》在很多中国人眼里都是天书。这本天书翻译成俄文,王济权觉得相当有趣,“他们把天干地支采用了类似于计算机二进制法的译法。自然,阅读者不容易理解原书的深意。”
前景看好
“风水业在中国内地发展得比较混乱,目前没有行业标准,一旦走偏,就容易变成招摇撞骗的假风水、假风水师。”“北京风水9981”的总经理王剑说。
有消息称,2004年,中国内地共有风水公司180余家,但两年后,只剩下80余家。王济权解释说,风水是靠技术吃饭的,真真假假,一试便知。“经过市场的筛选和淘汰,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王济权认为,在目前的风水师中,真通风水者数量稀少。何谓“真通”?王济权说,“比如拿来一张户型图,让风水师来说说此宅过去的经历,说得对,即为‘真通者’,说得不对,即为‘冒充者’。”“这是一个最笨拙的办法,但也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办法。”
作为一家风水公司的经营者,王剑对风水业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前景看好,“可能过个两三年,内地风水业也能达到像香港一样的繁荣”。
而对于北大资源学院易学教授王济权来说,他更是亲身感受到了二十几年来风水在中国内地的复苏。上大学时,他读的是城市规划专业,那时他对风水就已经很着迷了,但是“不敢明着学,只能偷偷地看书”。当时他梦想,“有朝一日在大学里,风水也能够明正言顺地走进课堂。”三年前,他的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国家没有大力提倡风水,但实际上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把门关死,现在开课允许了,逐渐地在放宽。”他说,“这是因为有这个需求。任何东西都是先有了市场才做的。”
王济权认为,风水的发展前景“绝对非常好”。在中国历史上,几次扼杀风水易学,都未能根除,“可以说风水易学在中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风水的源与流
风水又曾称堪舆、卜宅 、图宅 、青乌、青囊、形法、阴阳、地理、山水之术等等。探其概念的渊源,据说在伏羲氏时期就有了萌芽,在《诗经》、《仪礼》、《周礼》、《孝经》里,以及选择住宅和墓地的卜筮术与相地术中可以看到。周朝时,风水术大为发展,但正式的记载始于汉代,而到了六朝时代,风水理论的哲学基础又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风水书,是晋代郭璞写的《葬经》。这本书的主题是“得水藏风”,“风水”一词即源于此。唐代的高官杨筠松,为了打败蛮人,写了一部有关风水的《灭蛮经》,当时广为留传。后来,他的弟子又写了一部名为《龙水经》(青囊经)的风水书。而以《葬经》为首的这三部书,则是后世研究风水的鼻祖。
汉代重视孝道,墓葬讲求奢华,所以风水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扩展至其他类型建筑的选址和建造方面。两宋至元明,文化中心南移,从而使得这种观察地形的学问有了实际意义。明清时期,风水理论的应用就更广泛了,北京紫禁城和天坛,以及整个北京都城的建设,都很明显地运用了风水理论。
风水术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翻开任何一部明清时期的府志、州志和县志,都不难找到与这座城市有关的风水记载。从某种角度看,古代中国大多数城市的位置都可以说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选定的,风水理论可以说就是古代的一种聚落区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