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只有一种思想真正地在支撑着人类的命运 ,既使象科学、宗教、艺术等人类文化现象也不过是其发挥作用的手段和工具，这就是哲学思维中的辩证法。辩证法思想很难溯源，其诞生的年代已超越了文字的历史，巧合的是，在二千五百年前左右，这一思想的花蕾却同时在中国和古希腊竞相绽放，在中国表现为孔子、老子、庄子、孙子等诸子百家的政治、道德学说中的精髓部分；在希腊的代言人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脉传承以致形成近代的科学体系。两股思潮同一辩证法的根脉，在经过二千五百年之后，再一次地在人类社会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就是从一八四八年至一九四八年近一百多年中所激荡起的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这次变革以中西方两股思想的在人的思维中高度融合统一为其特点,在不长的历史阶段里演绎了人类社会进步最壮阔的一幕。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欧亚大陆为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所控制。这种高度统一了的思维是人类久违了的意识思维，崭新但并不意味着历史上不曾有过，是人类历经磨难，曲折探索的新一轮的思想爆发，是神奇的辩证法以新的认识角度和面貌的再生。令人难过的是这一思想历程要经过二千五百年的轮回的周期，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思想就象永不熄灭的火焰，总会在必然的人类历史进程中重新绽放光芒。没有人会怀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几位伟人思维中的灵魂部分的高度同一性和统一性（即辩证法的客观存在），因为他们的思维理论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风貌，其实真正起作用却是隐藏在他们头脑中的二千五百年以前就已产生的哲学思维——辩证法。

　　为什么辩证法会有如此的神奇作用?为什么辩证法一依附在那些思想、科学的伟人身上就会对人类的进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如同客观规律一般，还是就是客观规律本身在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不只一次地说过：“自然最普遍一般的规律同人类思维中最普遍一般的规律是同一规律”。既然如此，作为自然最普遍最一般规律的辩证法，经人类思维掌握认识凌驾之后就必然而然在要发生客观作用，这种作用不是简单的思维臆造和梦寐中的幻想，而是真实客观现象的思维再造，是自然本身为人类认识掌握利用后的结果，是自然规律中的规律在发生着其必然的客观作用。辩证法就是关于自然整体宇宙运化的客观规律，如同物理学定理一般，只是我们没有把她当作物理学定理来看待罢了。更为奇妙的是辩证法定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而复杂起来几天、几月、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也未必能说得清楚，就象《易经》所说的那样：“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仁，智者见之谓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唉！”。

　　“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同理，世界上没有完全一致的两件事物，既便是微观世界，只要我们去深入追究的话，也是会发现其不同的地方，这就是矛盾。由此带来的是我们认识、意识、思维的千差万别，这就是辩证法的客观反映。不仅是个体人的思维，世界上只要存在过的一切生命、一切人类个体都有其不同的意识表现。与其它事物的客观表现不同，人类的意识精神现象虽有不同的一面，更有追求同一、统一的一面。而辩证法这种承认客观事物存在普遍性差异的认识，却从相反的一面扭转了人类认识的误区，即从区别差异、不同中找到了事物之间相通、统一的一面。不同是矛盾的，是普遍的，而不同事物整体的依存关系中，却影射出了事物的同一性关系，体现着人类意识追求完美、追求统一、同一的精神。既是人类盲目的表现，又是自然潜在的激励，仿佛自然的天性秉赋了人类。

　　一切哲学流派、一切宗教流派、甚至于一切人类精神文化现象都有其必然的统一性认识。哲学各门派尽管种类繁多，但称得上是哲学根本的、基点性质的东西，恐怕只有辩证法这粒思想的种子了。所有哲学思想中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辩证法的痕迹。尽管许多哲学家们并未直觉地认识到辩证法在其头脑中的真实作用，但他的言行之中，已经在说明了辩证法的神奇驾驭。无论怎么说，离开辩证法谈哲学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就象是一堆远离海岸的沙子，风一来便无法立足了。离开了辩证法的哲学，不可能有其完整的系统性、逻辑性和传承性，是松散的碎石，是点滴的小溪，是苍宇中寂寥的寒星，是无从着手的一团乱丝。在人类哲学史上，只有基于辩证法的哲学是一脉相传的，是伴随人类进步的足迹走到今天的。二千五百年前，甚至更长的人类历史之前，那诞生在我们人类祖先头脑中的思想、思维的种子——辩证法，物质般的一代又一代地由人类的头脑继承下来。尽管掌握在极少数人的头脑之中，却寓示了今天人类所能做到的一切。今天热爱哲学的朋友们，你们所应该做的不是玩味和传播哲学的理念和华丽的词藻，而是更深入地去揭示阐述辩证法的神奇作用，并运用于人类伟大的面对自然（包括人类）的实践创造，把她展现给全人类去认识、去理解。把人类莫名的二千五百年的思想轮回周期压缩得更短更短。真正到了那一时刻，已经逝去了的伟大的辩证法先驱们，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孙子等；希腊的德漠赫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仿佛真的回到了人间。

　　理性的存在制约着人的行为存在。在人类的意识中，非理性本身也是一种理性。归根结底，人的行为与其它生命行为相比多了一分思想的束缚，少了一分天然的冲动。

　　漫漫的人类历史是人类进步的真正动力，一点一滴积蓄的文明果实已令今天的人类陶然忘返。如果历史真的能隔断的话，那该有这样一幅画面：昨天的文明为今人所遗忘，人类的活动总在最初的境遇中徘徊，就象今天的其它野生群落一样。不仅语言文字得不到持续的发展，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所达到的高度亦随着前代人的消亡而逝去。假如人类忘记了历史呢？这与把人类连续性的历史过程隔断开来又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今天的人们不了解我们先人的创造理念，不了解他们创造思想的精髓话，那么人类的脚步必将面临再一次的历史性重复，必将在我们前人走过的地方进行着过时的探索历程。

　　思想认识的来源无非两种，一是现实的生产关系所形成的思想认识。二是历史上的生产关系所形成的思想感受。归为一点是古人和今人的生产实践产生了认识，积累了认识，并总结归纳提升到科学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所谓束缚和制约人类的思想认识，其实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积累起来的行为感受。行为对行为才具有了纠正人的行为偏差的可比性、沟通性和内连性。制约人的行为本身是另一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行为在起作用，如果人类忽略了历史，忽略了谎言和虚幻的客观作用，那么人的行为将真正失去纠偏的动力，在某种思想历史的旋涡中反复盘旋而不知所终。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还有意志消沉对未来失去信念的个人都属此例。

　　中国古代曾经产生过可以与近代西方科学体系相比美的认识论体系。这就是以易学为基础所构造起的古代中华文明。从清朝中期到东周晚期都在一种成熟了的认识论框架中构筑着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最灿烂的一瞬其实在 2500多年前的某一注定了的历史时刻就已发生。其后的数千年里，就象佛教般的轮回那样，在一块已经打好地基的土地上，反复地建筑着昔日所拥有的辉煌。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华文明之光在经历了汉、唐、宋、元、明、清的兴盛之后，逐渐熄落。中华文明的内在动力已在与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现实冲突中日渐消沉。我们古人曾经仰天长啸时的冲天傲气，终因文明手段的单一与古板而在他们后代那里布满了低靡与哀叹。

　　中国亦是一个崇尚理性的国度，在西方曾经发生过的宗教统治并未在中国上演。在每一个中国人的信念中，始终保持着某种来自历史来自祖先先遗留的对待是非善恶的认识标准。而这种神秘标准的最大凌驾物便是中华汉字形成过程中不断寄存和发展的我们古人的创造理念、创造思想。以易经为首的传统汉学经典，就是中华思想发源的根脉，就是今天中国人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神秘行为的出处。一贯以现代人自居的我们，其实头脑中束缚着五千多年的思想渊流。如果中国人不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话，不了解已经不知不觉中融入到自己灵魂的华夏理念的话，那么中国人的行为真正为神秘的理性所束缚，为我们祖先明了而今人尚未深知的华夏精神所困惑，创造并未体现，体现的是历史性的重复，在一片繁花秋落之后，又回到了历史的源初。

　　自然的物象给了我们古人以最大的创造性灵感，仿佛一切都处在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两种抽象的状态阴阳中得以转化实现。譬如，黑夜过去，白日到来；譬如暖春过去，寒秋到来；譬如声响与宁静；譬如运动与静止；譬如生命的雌雄现象，对称生长；还有大与小的对立；是与非的转化；知与未知的认识过程等等。在人类以头脑中的意志现象去凌驾改变自然的实际创造过程中，抽象般的阴阳两种状态好象固存于万事万物之中，只能为人类揭示，而无法从人类逐渐深入的视角中抹去。无论自然以及更加纷乱的人类社会，始终为某种简单统一抽象化的自然与人的意识融合化了的思维理念所控制。而一旦人们掌握了这种理性的客观存在，不知不觉中，思维的角度就象长了翅膀一样宽广起来。自然和人类社会看似繁乱物迷的存在现象，却因思维介入的专一而变得清晰起来，理性亦成了指导而不是行为的约束。

　　现代文明成就看似是由西方人一手创造的，但从历史的角度和科学思想内涵两个方面便可证明，人类文明实指是全人类各个民族历史上创造成就大融合的现实体现。有思想上的，有科技上的，娱乐、艺术等等无所不包。而这一观点在有了现代化通信传播手段之后更为普遍的人群所接受。

　　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体系对人类而言有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使人类彻底地摆脱了宗教的羁绊，其二为现代文明的开辟提供了锐利的思维手段。与中国的单一思想体系相比较，西方的认识论体系则要丰富得多。象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等等具体的分类科学在古希腊时就已初步完成。反观中国的认识论体系，一律以汉字为代表的阴阳论和五行学说所统领。医学、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摆脱不了这种以易学体系所构造成的文明框架。中国人的创造性，已深深地为这种思维手段对传统形式的过分依赖而倍受制约。

　　西方的科学体系是一个逐步分离细化的过程。由一个早期的统一认识论体系分解出诸多具体且具有严格思维界限的学科。这对人类认识本来就是从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获取的倒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性趋势。而中国思想体系的发展却是一与西方相反的逐步包容的过程。历史上的传统学说不必再提，就连今天的西方科学体系也已日益融合到中华认识论体系之中，成为一个我们所欠缺的重要补充部分。中华文明新一轮的创造活动，在领会到西方科学精神的内在涵义之后，已经开始在显示其勃勃的生机了。

　　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众多的门派和分支日益深入。今天的科学体系已是一个错综复杂纷乱难辨的知识体系了。每一个具体学科的深入认识都将会白白地耗费个人数年、甚致数十年的宝贵时间。如果一个人要想面对人类全部的科学性认识进行一番探索的话，那么自然所给予人的生命周期是过于短暂的了。创造活动还未展开，有限的生命便会在深入地学习和理解前人的创造思想过程中消耗贻尽。然而，值得深思的倒是人类个体总在突破前人的认知领域，以人类社会为整体特征的文明表现总在以不断更新了的面孔向世人展示其无穷的创造潜能。究竟是什么加速了人的认识能力？要想获得满意的解答，恐怕只有对哲学的认知，才可能理解发生在每一个人头脑中的意识思维运动现象，才可能以更为直接省时的思维形式去领略人类全部文明成就的深刻含义。

　　中国的认识论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哲学性质的文明体系，包容性强，深入性差。与其相对的是西方的认识论体系，其对自然物象的深入认识能力强大，但要达成某种统一整体性质的认可还要借助于独立发展的哲学体系来串连。分散的科学分类，只能在哲学思维的帮助下真正成为了一个整体，哲学自然成为了沟通各门具体学科内在联系的桥梁，并由此加速了人的认知能力，使之在茫茫无际的知识海洋里确定出自己行进的方向，找出通往彼岸最直接的途径。

　　中国的易理，西方的辩证法，二者都发生于 2500多年以前。以今天学者的认识来看，易理就是辩证法，只不过在东和西方各有其独特的表现罢了。如果再加入东西方的宗教理性，辩证法的形式可谓纵贯人类所有的意识领域。只要有语言文字，只要人类需要表达其内心的思想感受，那么辩证法，也就是中国的易理，就象一条无形的影子在左右人类的认识。不仅如此，在人类以文学形式沟通人与人之间内心涌动的同时，亦发现了外在自然的运作与人类内心共鸣的一面，自然的千奇万变中也仿佛在遵循着某种普遍的理性。而这一牵动自然与人类的普遍的掩藏于万事万物变化之中的神奇的规律性存在，依旧是那个为人类所莫名尊崇的辩证法。

　　自然是物质性的，这种物质性是针对人类思维的幻觉与想象而言的。自然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且是有规律性变化发展的，这种规律性依旧是针对人类大脑中不切实际的思想而言的。所以说物质性和规律性都不是真正属于自然本身，而是人类意识思维发展的客观依赖，是人类加深对自己，对自然深刻理解的途径和手段。而当我们人类个体能够主动去利用这人类特属的认识手段，去完善人的内心与自然的某种真实性沟通时，人类的整体性进步，就因人类某种最高意识的统一性而达成。

　　人类无限增长的创造能力，以及所依赖的科学手段都不是人类进步的最终目的。生存本来是生命存在的至高目的，但这一目的对于已充满无限思想创造力的人类而言，显然已失去了应有的现实意义。在满足了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后，人类个体的生存理念亦发生了天然般的改变，就象普遍的自然环境注定般地充满无限动感与变化生机一样，人类的内心已经开始在追随自然的脉络而开始展示其某种可凌驾自然的超前能力。

　　在由思维意识体系中的创造性想象向客观的创造性结果实现的反复的思想反馈过程中，某种超自然的思想升华便通过我们的双手强制于自然而客观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是其具备了串通各种物象条件之下内在联系的天然功能。在物质世界这一必然般的统一的，整体性共融的世界里，排列着自然做不到，而人类却能做到的神奇的创造性神话。某种宇宙造物历史性过程中的必然隔断与衔接，便由人类的到来而促成的。而我们人类呢？就好象大自然为了某种艳丽的果实而精心培养的一粒种子。人类即成了这一艳丽结果的必然创造者，也避免不了潜在的被自然利用戏弄的可悲命运。在人类誓誓旦旦地要开创新的历史纪元的时候，一双隐藏在深厚自然背后的浩然巨眼，就象宗教所尊崇的无所不见无所不能的上帝一样，早已在漠视着人类的一切，即有昔日的痛苦，亦有今天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