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和解决“废伪科学”与“反伪科学”两大阵营的根本分歧

    [摘要]：本文针对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宋正海等150位学者签发的“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一文做了一些思考。从历史中了解到“赛先生”( science )在中国之行至少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相反“科学”一词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     

    “science”在中国译成“格物致知”，简称“格物”或“格致”。这一词出自《札记• 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是指研究的意思，“物”是指客观事物，“致”是取得，“知”就是知识，认识。“格物致知”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取得知识。这与“science”一词两者含意是一致的。日本人把“science”译成“科学”一词，分科之学，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文理不通。“五四运动”一些学者抛弃“格物致知”使用“科学”一词，充满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突出表现在把民间风俗说成“封建迷信”，把“阴阳五行”、“八卦学说”和“中医”说成“伪科学”。通过对“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和发展过程的了解，看到了“科学主义者”与“反伪科学者”的人生百态，验证了近代人类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共建的历程。

    [关键词]：Science、格物致知、科学、伪科学、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30051 发表日期：2007/01/23

    一、引 言

    近期，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宋正海发起签名活动，得到了150位专家学者支持，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 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1]。由于“反伪科学者”的强烈反对和新闻媒体的及时关注，成为一个社会的焦点。

    其实，这个焦点表面是废除“伪科学”一词，但实质是掀起中国学术界从“五四运动”以来对“科学”一词进行的一次反思。“科学”一词究竟是什么呢？“废伪科学”宋正海认为“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是从古就有的，并非只有现代科学才是科学。而“反伪科学”何祚庥认为“科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必须符合国际公认的理念和规范[2]。

    本文通过了解“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和发展过程，观察“科学主义者”与“反伪科学者”的理念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试图从近代人类文明产生过程中寻找和解决“废伪科学”与“反伪科学”两大阵营的根本分歧。

    二、对“科学”一词的了解

    “科学”一词对译西文science[注1]。众所周知，19世纪末始於日本，后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大旗”，“科学”一词得到传播[3]。“反伪科学者”往往把这一时期作为“赛先生”(science)步入中国的开端。如何祚庥说：

    科学，一直是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之一。100多年来，如何在中国这块土
地上发展科学技术，摆脱落后局面，始终困扰着无数有志之士。即使民主革命
的胜利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局面，“赛先生”的中国之行始终艰难
曲折[4]。

    其实，“赛先生”早已在四百年前明万历年间，于1583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罗明坚(Ruggieri Michele,1543-1607) 引入了中国。利玛窦等传教士所传播的数学、天文、地理、力学等自然知识，有些内容和方法对中国人来说虽然有些陌生，但这些自然知识与中国的“理学”体系相一致。利玛窦、徐光启等最初的学者以“格物致知”一词对译拉丁文的“scientia”。利玛窦在《几何原本序》中首先使用：“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吾西陬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徐光启在介绍利玛窦时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5]。在这里徐光启把“scientia”归纳到中国的“理学“体系中，“physica”等同“象数”[注2]。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是指研究的意思，“物”指客观事物，“致”是取得，“知”就是知识，认识。“格物致知”的意思是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也就是通过实验得到知识。这与拉丁文的“scientia” 一词两者含意是一致的。

    “格物致知”对译拉丁文的“scientia”，简称“格物”或“格致”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延用了四百多年，二十世纪初由“格物”或“格致” 与“科学”并用，到“科学”一词取代“格物”或“格致”。

    本文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即“五四运动”后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拋弃“格物”或“格致”一词，而采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呢？金观涛和刘青峰采用以关键词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考察“科学”取代“格物致知”的过程，揭示了隐藏在这一取代过程中的思想史内涵。同时发现：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国知识系统的现代转型，其后果是与儒家意识形态划清界线；但另一方面，新知识系统形成后又成为接受马列主义的前提。“科学”取代“格物致知”是意识形态更替在语言上留下的印痕[6]。

    三、“科学主义”与“science”关系

    “科学”取代“格物致知”一词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科学主义”的形成。有人说“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体系，一种宗教。“五四运动”时期，主张“科学主义”的人，被当时大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是站在“真理”的一边。而且，“我相信科学，我就比你在智力和道德上高一筹”。“科玄论战”中“科学主义”就是这样，骂起持不同意见者，很神气，“中华民族的进步就靠我了！”把“科学”当神圣来崇拜，意识形态强度越高，越有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科学主义”表现出“我还没有跟你论战就已经把你打倒了”的意识形态优越感[7]。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科学主义”并不是西方的“scientism”，与“science”毫无关系。“科学主义”所做所为表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充满着欧洲历史中侵华“殖民主义”(colonialism)诋毁中国文化的意识和其无法掩饰的民族自卑感。陈独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推行“西学” ，而自卑地把中华这个民族说成是一群不知“科学”，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等乌合之众。如：

    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端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
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
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
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
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
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
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股强烈的西化和自卑感从此在中国人中蔓延，贬低和诋毁中国文化成为时尚和潮流。

    “科学”一词取代“格物致知”同时也形成一个机械的思维逻辑，因为在中国历史典籍中没有“科学”一词，就可以断定中国是一个没有“科学”和从不对大自然探索的国度。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一文，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这些学者就是按照这种机械思维逻辑提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理由。江晓原先生曾为这些学者也辩解说“……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9]。”

    “科学”一词在中国大陆滥用成灾。“科学主义者”为了争夺话语权，把“科学”一词修饰成“正确” 、“进步”，乃至“真理”。同时虚构“伪科学”一词，扼杀中国文化，形成西方文化是“科学”和中国文化是“伪科学”的观念。何祚庥就是用这种思维观念论证了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刘子华就是因为用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对太阳系和大行星假设，提出《八卦宇宙论》，而被定为“伪科学”[10]。

    四、“反伪科学”与科技创新

    今年有两位美国生物学家安德鲁•法尔(Andrew Z.Fire)和克雷格•梅洛(Craig C.Mello)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表彰他们发现RNA(核糖核酸)干扰机制。在上世纪90年代生物基因领域开始由DNA研究转向RNA水平的研究，而中国却出现“牛满江事件”，停止研究资助。牛满江美籍华人，坦普尔大学生物系终身教授，从1950年开始在RNA(mRNA)领域对胚胎化的诱导作用研究。1973回国开拓RNA研究。然而“反伪科学者”和邹承鲁却把这项研究当作“学术腐败” 、学术骗子和“伪科学”[11]。

    王洪成“水变油”本是一个经济案件，何祚庥却把它与“伪科学”扯在一起，目的就是阻碍人们对节能的研究。“水变油”又叫“燃油掺水”。“燃油掺水”是一项节能研究的课题。在油、水配比的研究中，有人提出燃油掺水可“节油30％～40％”，其依据是：“水在燃烧室被裂解成氢和氧，氢成为发动机第二燃料；燃料不完善生成的自由碳，遇水蒸气生成水煤气(CO、H2的混合气)，成为发动机第三燃料”[12]。对此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这些都是正常的学术性的探讨。

    近期，浙江金义集团投资“金义HS－W微乳化生物柴油”项目，何祚庥又轮起大棒，认为王先伦是想搞“水变油”，搞伪科学，因为他说的话和王洪成一模一样。王洪成是在油里面加了20％的水，再加一些乳化剂，一搅拌就变成油了。“金义油”的制备原理和方法同“洪成油”是一样的[13]。然而，对“金义HS－W微乳化生物柴油”技术鉴定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催化研究所郑小明教授说，重油乳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加入不同的乳化剂能够提升重油的燃烧率。全国很多企业都在做这项工作，这本身就完全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根本牵扯不到违反能量守恒定律[14]。

    五、“科学”一词与“封建迷信”

    对“伪科学”一词滥用的实质是对“科学”一词的滥用。特别是“科学”一词总是与“封建迷信”一词汇纠缠在一起，“科学战胜封建迷信”和“破除封建迷信要靠科学”口号连篇。然而，什么是“封建迷信”呢？从郭正谊等在《人民日报》(1995年1月16日)一篇文章指出：“近年来，封建迷信活动大有回潮之势，有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过去的庙宇多在深山老林，只有虔诚的香客才去朝拜。现在不少旅游景点，甚至在都市中也开始修庙建寺。有些领导干部也求神拜佛……”。可见，把民族习俗“敬天祭祖”说成“封建迷信”。这完全是在重演明末的"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注3]历史悲剧。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和罗马教廷曾禁止中国教徒“敬天祭祖”，把这一民族习俗说成“迷信” 和“异端邪教”。康熙对此严厉痛斥：

    因自多罗来[注4]时，误听教下阎当[注5]，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
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怒。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
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
等语；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
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
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据尔众西洋人修道，起意原以为
灵魂归依天主，所以若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事。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
父母养育，譬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
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恸，
倘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与较量中国。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
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
应尊应敬也。尔西洋亦有圣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多罗、阎当等知识
扁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15]

    “敬天祭祖”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传统习俗。康熙就“礼仪之争”多次与传教士和罗马教廷交涉，求一调和，但均无效。十七世纪末“礼仪之争”进入高峰，形成中西文化敌对和仇视的局面。在欧洲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Wolff,1663-1754)在1721年作了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实用哲学”(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讲座，而被指控为宣扬无神论的“歪理邪说”。在中国，一些人打着“崇正破邪”的旗帜，掀起了一场彻底铲除“天主邪教”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导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

    六、近代文明的产生

    陈独秀极端丑化中国文化，质疑“气”为何物？有其历史的局限。其实欧洲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在利马窦等天主教传教士的努力下，以“气”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欧洲广为传播，宋明理学成为时尚。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的“以太漩涡说”就在这一时期出现[注6]。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 [注7]通过比较张载(1020-1077)的“元气论”和笛卡尔的“以太论”，提出了笛卡尔“以太论”来自张载学说。把“元气”一词译成“以太”，即弥漫于整个宇宙的精灵之气。众所周知，笛卡尔以太论在西文是前无师承的，因为即使在持连续物质世界观点的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也不把以太看作是世界的唯一本原[16]。

    德国的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 在致德雷先生的信中论中国哲学明确指出“元气”即“以太”。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素有研究，曾用“０”和“１”两种符号对应阴阳翻译了八卦图，于1703年在《法国皇家科学院》杂志上发表了近代最重要的文献“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并指出“Science”源于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注8]。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历史中存在着世界观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宇宙第一推动力问题上，西方文化认为是“上帝”，中国文化则认为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翼，两翼生四像，四像生八卦”。由于世界观的分歧，在历史中引发了“礼仪之争”。

    在罗马教庭纵容下欧洲出现大规模诋毁中国文化和炫耀西方文化的浪潮，一些人对于莱布尼茨承认“二进制”源于八卦图，认为是“神魂颠倒”，损害了“欧洲中心主义”声誉，而极力隐瞒和编造历史[注9]。在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第二卷“关于〈易经〉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的补记”一文中只有从1679年开始叙述莱布尼茨，随后跳入1697莱布尼茨与白晋的交往，隐瞒莱布尼茨早期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历史，得出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之后才见到伏羲八卦图的结论[注10]。

    其实，德国神学家斯比塞尔早已在1660年所编著出版的《中国文史评析》一书中就明确地把伏羲八卦图称为二进制。而莱布尼茨在1672年以前就是《中国文史评析》的忠实读者。莱布尼茨在白晋出示伏羲八卦图之前 16年（即1687-1703），就在柏应理所著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早已熟知伏羲八卦方位图、次序图，以及文王六十四卦图。这要比白晋出示的图还要了解得多得多[注11][17]。

    中医理论和中医实践在近代文明史中曾做出杰出的贡献。从“人痘”到“牛痘”，奠定了现代医学基础理论——人体免疫学。十八世纪，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流传达四十年之久。1796年琴纳（E. Jenner，1749-1823）以“牛痘”代替“人痘”试验获得成功，1805年“牛痘” 回传中国，20世纪80年代，人类终于消灭了天花[18]。

    从这些历史中人们看到的是近代文明的产生是一个人类文化共建的过程，文化交流的结果。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人民几千年的智慧和结晶。今天，人类对自然和社会一切客观存在的现象与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已无东西方可分。

    七、博学笃志格物明德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science”译成“科学”一词是一个误区。“science” 一词是“知识”的意思，而日本人译成“科学”一词，分科之学，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文理不通，词不达意。这可能正是何祚庥所说的“现在有一些人在利用‘科学’的名词，却不认同‘科学’的理念”社会现象根本所在。中国人在语言翻译上一般有“音译”、“直译”和“意译”，同时强调“信、达、雅”。严复(1854-1921)在翻译《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信”既忠实，译文须忠实于原文；“达”既通达顺畅，读来流畅，符合译文的语言习惯；“雅”是对语言的更高要求，既译文要雅致，是优美的汉语[19]。基于这一标准，严复的《天演论》书中均用“格致”一词对译“science” ，而不是“科学”一词[注12]。

    “五四运动”一些学者抛弃“格物致知”使用“科学”一词，充满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科学主义”在“科学”一词上大作文章，肆意把民间风俗说成“封建迷信”，把“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医”说成“伪科学”，使“科学”一词已经约定俗成为主流语境。“科学”一词只有代表着“西方文化”，从西方传入的某个学说或者某个观念。中医为什么是“伪科学”？“伪科学者”解释把中医的核心理论阴阳五行说成“科学” 的是“伪科学”。这就是识别“伪科学”的个标准，也就是说并非什么都可以借用“科学”一词，特别是中国文化。

    从这里看到“科学”一词陷入一种“皇权”局面，封建社会“万岁”一词只能帝王拥有，如果百姓使用这一词无疑就是在犯罪。面对这种局面，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摆脱和结束“科学”与“伪科学” 这一长达百年的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之争，也許只有采取对“科学”一词避讳的方式，选择“格物致知”，不再认同“science”译成“科学”一词。

    “格物致知”一词与拉丁文的“scientia”一词两者含意是一致的。 “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丁肇中先生明确指出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20]。
在中国“格物致知”一词对译拉丁文的“scientia”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赢得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学人们的认同。2003年《物理学报》创刊70周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题词写道“格物唯实，推理求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题词写道“, 格物致知，勇创一流”。

    “博学笃志，格物明德”是路甬祥於2003年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题写的校训。他认为研究生院的学科主要侧重于自然科学与高技术领域，这跟其他领域一样，要汲取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自己所掌握，这就是“博学”；在这个基础上，要能够有所创新，让科学技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所以要有“志”，通过我们的学习与创新，来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做出贡献，“笃志”是广泛的概念。“格物”就是指要按科学知识、科学规律办事。“明德”，就是指做人的品德，要心里很清楚，做什么事情都要想一想，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有利，是否起积极作用，是否会损害自然，因为实际上损害自然也就损害了人类自身。“格物明德”总体的解释就是指获得知识，掌握了规律，那么就要按规律来办事，包括做技术创新也要符合科学的道理，应用技术也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技术本身就是把双刃剑，不加以驾驭的科学应用，就可能破坏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好的后果[21]。这一校训，贯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八、结束语

    由宋正海等人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引发人们开始对“科学”一词定义的讨论。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在定义“科学”前，首先搞清“科学”一词的来源。“science”在中文能否译成“科学”一词？

    丁肇中先生用“格物致知精神”代替“科学精神”，已经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同。其《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已编入中学课本，影响着中国走向和谐的未来。他认为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自然，研究人文，或者在个人行动上，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像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废伪科学”和“反伪科学”两大阵营根本分歧在于对近代人类文明产生过程的认知问题。“废伪科学”把近代人类文明产生视为一个文化共建的过程，而“反伪科学”则否认文明共建。

    目前，“废伪科学”和“反伪科学”辩论，巅峰对决，史无前列，可谓中国历时近百年来“科玄论战”的最终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