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姓氏合流的过程基本完成，按姓名文化的发展规律，本该是辈次符号问题相应提上日程。但是在此过程中，持续的兼并战争和社会变革，已经促成商周以来的宗族组织彻底瓦解，代之而起的是独立的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化。小家庭的人员构成简单，辈次面貌清楚，所以人们依然很少考虑如何通过取名来显示同一家族成员在辈分上的关系。这种情况，直到汉魏之际世家大族式的家族制度逐步建立后，才有了改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频仍的战乱迫使破产小农向同宗大地主庄园依附，或聚族而居以自保，或合族迁徙以避难，正是这种同族共居、累世同居的社会组织结构，催开了字辈之花。试以东晋豪族桓彝为例：其儿子分别取名云、豁、秘、冲，相互之间并无统一的识别符号，但是到了第三代，即桓豁的六个儿子，则分别取名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绥、石康。这“石”就是他们作为同辈兄弟的一个鲜明标记了。又如记载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世系的《洪氏宗谱》称，洪氏的一世祖是东汉末年任官府职员的洪普，洪普生一字名鉴；鉴生二子，名袷、名择；择生三子，名伟、仲、伸。因知青州洪氏之第三代名从"示"，第四代名从"人"。由时间上推算，已人汉魏之际而迄西晋建国了。
不过，字辈在其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既不曾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自身亦无严谨的格式可循。后者突出地表现为前后字辈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和联系。
    大约自中晚唐起，人们开始了让世系也能取名来表示的尝试。最初仍把符号做在部首上，而且多?quot;五德终始"的理念来比附家族的终而复始，循环发展。
其实，就在朱元璋为其家族定下以五行字辈取名的规矩时，字辈文化自身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朱元璋同时代的福建籍学者吴海在其为《吴氏世谱》所作的凡例中，明确规定："子孙名次，从水木火土金，行为一世，五行相生，循环无穷……男阳女阴，世次易考。每世从一起数，则不相紊。"虽说他拟就的字辈仍是"五行相生"，与朱元璋不谋而合，但我们却因此得知：至晚从元代后期起，新式族谱不仅有了关于子孙辈分行次取名方式的预先规定，而且充分考虑到“以名系世”的作用。这与孔、孟、曾、颜四姓自元仁宗以后才开始以字辈通谱的时间概念是一致的。
　新式字辈的效能，不仅突破了旧式字辈仅用于标识同辈族人的局限，使之充分发挥宗族共同体的世系链的作用，而且也同时突破了同一部首之汉字数量有限的局限，为择字取名的构词资源开辟了富饶的储藏。就缩减同姓名现象而言，这是它的一个实际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