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中庸与现代生活
                               —— 从《庄子》一则谈起

     屋之将倾，根基先坏；人伦将失，道德先颓。道德衰败，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常言：世风日下。日下之世风，在现代社会都有哪些表现呢？轻则迷茫，稍重则颓废，重则堕落，益重则人性泯灭，鲜有神清气朗、抱德如磐者矣！病症虽深浅不一，病因则无外乎三：为恶无所顾忌，为善缺乏依据，修身没有动力。再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亦可得三：一则现代文明无敬重之心，二则现代人生失生命导向，三则现代教育离人性根本。由此可见，现代社会所赖以构筑的人文根基必存在一些哲学上的漏洞。是故，余返而求诸古圣先贤之书籍。
    五柳先生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此亦吾之谓也。读书十余载，会意之处不少，精辟之见浑无，每自喟曰：浅尝辄止，不学无术！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问虽不够，襟怀并未因之稍减。见有痼疾，则思除之，思有所得，则欲遍告天下悉知！纵杯水车薪，裨益社会甚微，然亦拳拳之心也。若能为道德大厦之重构添一石一砾，其乐也融融哉！
    乃选《庄子》一则剖析之，与诸君共勉。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庄子·知北游》

                            【上篇】

     一
天地大美有三：一曰形之美，二曰道之美，三曰德之美。形之美，曰充盈，曰精致；道之美，曰通达，曰刚健；德之美，曰包容，曰不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故圣人述而不作。非不作也，述而不失其美也，观其述而知其美也。
    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际无垠。前者非前，后者非后，上者非上，下者非下，不曾悬浮，无须落定，一切存在皆没有缘由，一切角落皆没有虚空，一切发生皆无所逃逸。天地者，存在之谓也，故曰天地充盈。
    宇宙中有令人惊叹的星系之美，星系中有令人惊叹的星球之美，星球中有令人惊叹的寂静之美、生命之美，寂静中有沉睡亿万年的震撼之美，生命中有千姿百态的造化之美。天空有天空之美，大地有大地之美，森林有森林之美，海洋有海洋之美。昆虫有昆虫之灵性，鱼儿有鱼儿之绚丽，虎豹有虎豹之生机，人类有人类之魅力。五官四肢各有所用而统归于我，喜怒哀乐悉无所依而日夜不离，剖析之则无非粒子，组合之则化腐朽而为神奇。无生老病死则无生生不息，无七情六欲则无生命百味。这世界的构造实在是太精致了，甚而连遗憾都是一种完美！
    万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遂成无懈可击之大系统，遂有和谐共存之大规律。形而上者谓之道。道者，天地固有之规律也，无须借力而运行不已。无论自然，无论社会，无论历史，无论人事，皆不可脱离规律，皆不可能脱离规律，皆不曾脱离规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任何有违规律之事，终究还会在规律之牵引下回复到应有的途径；所有试图阻挡历史车轮、逆转前进趋势之举动，均似螳臂当车。是故圣人顺其道而疏之，不逆天而行之。
    小规律之外，另有大规律；大规律之外，另有更大之规律。犯小者，大者纠之；犯大者，愈大者裁之。存在永远不会因破坏而消失，大道永远不会因违背而受损，此所谓大道之通达也。道不言，然不可逆之，此所谓大道之刚健也。
    杜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纵使兵荒马乱、战祸绵延，春来时，依旧枝头红闹、天涯绿染。此天地之德也。天地大德，不因人事而稍废。治乱兴衰，张弛促缓，于天地悉如浮云；骏马星驰，苍鹰竞逐，在苍穹只是笑谈。古往今来之一切发生，天地无不包容之，甚而指天骂地者，天地亦未尝不予其阳光，不予其空气，不予其水分，不予其食物也。天地至爱，乃如佛心！
    天地者，万物之平台，时空者，万物之器皿，存在者，器物成一体也。天地功成而不伐，阳春布泽而不言，万物有容身之所而不知，生命蒙雨露之恩而不谢。虽不知，天地不愠也，虽不谢，雨露犹施焉，天地之德大矣哉！
    形美，道美，德美，天地至美而不自矜其美。浑浑然，噩噩然！似无德者也。泱泱然，泛泛然，似无功者也。纵有圣人，见此浩瀚，亦只有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故曰，天地自身即为述而不作之典范，圣人恐挂一漏万，故宁可不作而述焉。
    以述代作，可使立论不失其真。后人观其述，而知其所言，而知其所欲言，然后可领悟天地之大美。是所谓意在言外，圣人虽语而不语，虽不语而语。
    以述代作，可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所以，圣人之书，虽以书为载体，实则无体；虽以言为工具，实则无言。圣人之书，可参造化之功，故曰：非书也，道也。
    圣人知至美难言而非不可言也，故不因大美不言而不言，遂有儒道释之并兴。圣人知造化无痕而非不可参与也，故顺其道而助其功，遂可与日月齐列而同辉。圣人无碍于言与不言，故其言无滞涩、行无拘束，施施然散步于天地之间。圣人无碍于出世与入世，不骄矜，不做作，故可与世推移，应运而生。

    二

    圣人则天而修身，故圣人之美亦有三：形之美，道之美，德之美。故圣人之为人也，思想圆融、言行一致而人格光辉。圣人身处万物之中而察万物之理，故身心可与天地同。浩然之气充盈四体，自信达观，洒脱随意，不求美而美，不求仁而仁，不求达而达，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故“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圣人见小而知大，格物而知理，牵一发而动全身，故所言纵为芥末，其道也一以贯之。圣人之道圆融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圣人述天地之道，故不居天地之功。赤橙黄绿青靛紫融为一体而成无色之光，形、道、德美融为一体而成混沌天地，思想圆融、言行一致而成人格之光辉。

    三

    我辈修身之进阶亦有三：格物，致知，正心。即，观其形，知其道而寓于德。
    《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可见，格物乃是修身立德最根本的出发点。
    格物者，善于观察而领悟之谓也。譬如，夜观朗朗疏河，而知宇宙之大之美之深，知宇宙之大之美之深，而生敬重之心。敬重之心从哪里来？知天地万物大自然必有可敬重者。这就是格物而致知。获得这样一种认知，生活中自然谦虚大度、坦荡从容，能够善待他人、善待生命、善待世界。这就是致知而诚意。以这样的生活态度处世、做人，则其心自正；心正则身正，身正则可谓大丈夫矣！大丈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事而不能？
    当然，并非人人皆欲治国平天下、人人皆可治国平天下、人人皆须治国平天下，所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统称为寓道于德、寓德于行。意即，能于平凡生活中光明磊落做人，已然是修身有成矣。
    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为格物。我辈对生活之观察，对生命之领悟，对世界之认知，亦为格物。所以，善于观察，即是开启了智慧之门。鄙人不才，愿以格物所得之一二，与读者共享共勉。

    四

    天地有大美，知真善美乃天道取向，人类亦然；天地有大美，知天地有自美之心，人类亦然。故知，人，生而向善，生而知耻。
    浩瀚宇宙无处不体现出惊人的和谐之美、运动之美、旋律之美、生机盎然之美。天地有大美，本身即是对美的肯定，所以说，真善美乃是天道取向。人为天地之子、宇宙一分子，对真善美、对正义的追求，同样出于人的天性，无须任何理由。也即就人类而言，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也将良知称为“天良”。反观于大自然，一切有灵之物，悉具良知、悉具基本之爱心，甚至植物界都以争奇斗艳、显示自己美丽的一面为生长之本性，可见良知、向善、爱美原属于“大道”的本质。这种本质遍布于造化的每一物种、每一角落，遂成人类社会发展中不辨自明的方向和真理。因此，“真善美”不仅是人类之天性，亦复是天之本德、道之本性。
    所以，凡人纵使没有信仰之约束，没有法律之约束，也会自发遵守一些基本的社会公德，服从于内心善与正义的召唤，特别是千钧一发、无暇细想的紧急情况下，一般人都会凭最基本的良知行事，这种良知就是自然而然的，是天性的。
    正因为人人悉具天性之“善”，所以，全社会整体上对真善美的追求，对邪恶的厌恶，对罪恶的声讨，并不因越来越多的人抱“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而减弱。这，是我们挽救道德颓势的天然基础。非常令人宽慰，这一基础永不消失！天地以美为自然取向，知天地以美为美，以美为荣，有自美之心。同样，人类亦生而有自尊自重之心，也即人类生而珍视自身的高贵，同样以美为美，以美为荣。知荣而后知耻，所以人生而有修身立德的愿望，有精进境界的愿望，有完善自身的愿望，有得到他人、社会褒扬、赞誉的愿望。这种愿望，同样是天性使然，因而也是自我修养和接受教育的固有基础。非常令人欣慰，这一基础也永不消失！

    五

    人性本善，人性亦具恶，故需教育、修身、信仰、公德、法治以正之。正者，抑恶扬善之谓也；正者，教化也。
    既然人“天性具善”、“生而知耻”，为何人类还会经常出现道德危机呢？原因在于“人性亦具恶”。俗语云：“万恶淫为首”，算是道出了“恶”的真谛。淫，简单地讲，是淫欲；广义地讲，指一切感官之满足。人是由各种感官组成的，人不能脱离组成人的感官而独立存在，“人”与“感官”一体相融，因此，人是生来就被自身感官所操控的，感官的欲求就是人性中“恶”的根源。所谓修身，在最初阶段，就在于“是心灵能够控制感官，还是感官能够控制心灵”。对感官欲求的合理抑制，构成了道德升华的主要历程。所以，道德既是因人性而自发产生的，又是为控制人性而被迫产生的。自发产生的道德是人类道德的内在基础，是道德大厦不致被完全毁坏的护堤；被迫产生的道德是需要通过教育、修身、信仰、社会公德和法治来加以保障和维护的。其中，前两者主要是发扬人性之善，后两者主要是阻遏人性之恶，信仰之功能则兼而有之。
    教育，是基于对人性的优点和弱点的了解，主动去培育人性善的胚胎，抑止恶的萌芽，使之茁壮成长。仿如园丁精心种菜，边施肥，边除草。
    修身，是人对道德体验的自发追求。譬如他人登高望远，所见无限风光，能为我道者仅一二也，惟有自己去一步步领略，方知何谓引人入胜。
    社会公德，既是“人性之善”的群体集合，又是人类以社会方式共存的秩序要求。对真善美、对正义的追求是人之天性，亦是和平共处的必然选择。
    法律，以强制的成文方式来反映和保障人类以社会方式共存所需要的秩序。法律源于社会公德，反映道德方向，以强制力约束或监督不道德行为，客观上规定和倡导道德取向，从而具有积极导人向善的功用。
    信仰，既是一种外在约束力，又是一种内在约束力。说它是外在的，是因为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非与生俱来；说它是内在的，是由于它本身是对存在本质的认识、追求和实践，因而终究是与人性相合的。信仰是身心合一、物我无二的圆融，所以应当称之为“因后天之力而哺养的内在之性”。
    由此，我们可以对有关道德的命题作如下总结：
    天性向善，人性亦向善，人性向善是天性向善的物种映照，人悉具良知；天性向善，是道德存在的根本依据，正义战胜邪恶是不辨自明的真理；教育以诱导方式自外而内抑恶扬善；修身以自觉形式自内而外抑恶扬善；人性向善是社会公德存在的依据，社会公德同时又是人类共存的秩序要求；法律是社会公德的一道强制性藩笆及人类道德的导航渠。
    信仰或者世界观是关于天性、人性的理解、掌握和融会，是关于道德存在依据的本质思考；世界观可以赋予追求真善美以合理性、必要性，亦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基本良知及社会公德是人类道德第一层面的支撑，是最可靠亦是最薄弱的支撑；世界观或信仰是人类道德第二层面的支撑，是最有力亦是最容易毁坏的支撑；法律是等而下之的最后手段，如果人类道德真走到惟有靠严刑峻法来保证方向的地步，也就病入膏肓，无力回天了！
    所以，针对道德滑坡之严峻现实，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着手解决：
    教育以人为本，扬人性之善，去人性之恶；明确倡导修身，提倡生命价值；重塑信仰，弥补内心需求之哲学空白；培育公德，固本强源；强化法治，芟除恶草。
    六

    教育须以人文为核心，须以人性为出发点，须以人格为落脚点。
    人欲安身立命，必备两种素质：健康的人格和必要的技能。健康的人格，广而言之，包括品质、修养、道德、境界、心态、处世原则乃至人生观、世界观等诸多方面，而如具体的学识、技术、职业等皆属生存技能之范畴。
    在同一时期，一个人可以有若干的生存技能，可以选择若干的研究领域和就业岗位，但相对不变的，是他自身的个性与品质；在每个人漫长的一生中，遭遇、经历、环境都在不停变化，他们所学的具体知识可能有用武之地，也可能无用武之地，唯有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优秀品质令其终身受益！所以，对一个人而言，优秀的品质和必要的生存技能虽然都是必须的，但内心世界的修为却应是第一位的。是所谓“君子不器”。
    受教育者首先是人，所以教育必当以人文为核心，以人性为切入点，以培育健康人格为目的。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语文、政治在内的所有课程，单纯从知识角度讲，都是外在的，是被人接受和选择的，拥有健康人格和良好辨别力的正常人，皆可凭自身之判断，认识和钻研某一学术领域，支持和献身于某一项事业，唯有他们从具体知识和具体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的对人性、良知、道德、责任、心态的给养和培育，才是所有人所共同拥有、共同需要的，也是这个社会对教育目的所期待的。也就是说，从各种学科的分类来看待教育，教育可能是杂乱的、没有核心与灵魂的，而当从人文角度观察时，教育就是完整的、有一条明确主线的。所以，教育的指导思想，首先在于确立“人文核心”。所有的教学机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皆以“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具有健康人格的人”为最基本目的。
    当然，以培育人格为最基本目的，并不与技能教育相冲突。相反，一切技能教育都是体现自身特有的美学规律的，都是有益于人格培育的，而且更是一个人生存、利他、利社会所必需的，是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我所强调的，只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导向问题。
    儒家思想，首先是教化的思想，它在充分分析人性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非常系统的教育方法，目的就是通过这些方法使每一个“非自觉的自然人”成为一个个“自觉的文明人”，使之具有良好的道德、坚定的信念和为国为民为社会为他人谋福利的精神。这样的教育方法包括内心的思辨、外部的礼仪、老师长期的培植和纠正，以及先贤的榜样作用等等。教育出来的人需要具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品质和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仁，爱心、宽容；义，正气、原则；礼，举止、言谈；智，明辨是非；信，诚实、守信。这些内容，有哪一项不是以人性为着眼点，有哪一项不是以人格为落脚点呢？有哪一项不正是我们现代社会所渴求的呢？具有这样的道德品质，就可以顶天立地地做人，就可以走遍四海皆正气浩然，倘人人悉具如此品性，世界何愁不太平，社会焉虑不安宁？所以，我认为，这样完整而朴实的教化体系，实在是先人无比伟大的思想贡献，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研究！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教育以人文为核心，还可产生一种很好的生命导向。它告诉人们：评价一个人价值高下的尺度，不在于金钱，不在于地位，而是在于道德。如果无德，即便贵为天子、富胜陶朱，也为人所不齿。而一个人一旦为世人所不齿，再嚣张，再狂妄，也会有心虚之虞。如此，就形成了一种生命导向，即以“成为有德之人”为个人最基本的追求，因而也就将内心修为看得比金钱、地位更为重要。显然，这是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
    反观于我们的现代教育和社会风尚，中小学以升学为目的，大学以出国、就业为目的，毕业后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就是没有强调以学会做人为目的。唯一一点可怜的人性教育，也是告诉孩子“要竞争，要强，要不惜一切手段压倒别人”。如此的教育理念，怎么可能培育出健康、合格的社会公民呢？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在挫折、失败和残酷的竞争面前又怎能不痛苦、失落与迷茫呢？稍加诱惑，又怎能不走向腐化堕落呢？更可悲者，教学相长，不以人文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必然导致“为人师表”的大量丧失。故为长远计，“中心有守”的教育理念必须大力提倡，此千载教化之功也，日愈久，其用愈显。
    近年来，少儿读经之风方兴未艾，这说明全社会已然认识到人性教育、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可以说，《三字经》、《弟子规》、《五经四书》重新摆上课桌，恰恰反映出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危机、人们对道德取向的自觉回归以及现代教育的基本改革趋势。这也许会成为教育史上又一次重大转折，既是传统对现代的补位，亦是现代对传统的兼容。愈是此时，愈得慎重，愈得以平和的心态，对二者作理性的甄别、沟通与融合，以免锄草伤禾、泥沙俱下。
    如何甄别与融合？在此，我想简单地检视一下中国的现实人文基础，也可以说是“人文国情”：
    第一，儒家教育系统已经被弃置不用近一个世纪，以儒学为本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以及人生理想和治国观念已经没有了坚实的根基，支离破碎，不成系统。
    第二，儒家思想是孔子在两千年前创立的，其产生的环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与现代中国有很大差异，因此，这一人文思想体系的确已经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至少可以说，其中许多陈腐的指导原则已经可以放在思想博物馆了。
    第三，现代社会之于中国是被迫进入的，是突然提速的，我们缺失了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我们没有在民主、自由和思想解放等方面经历足够的酝酿、发展和成熟，因此我们缺乏许多现代社会所应有的人文基础。
    第四，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实践证明，这些理念是进步的，是有利于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这些生活方式是大众所乐于接受的。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树立新风尚、培育新价值观等方面作了不懈努力，并且形成了一些非常好的、为全社会所认同的行为和道德规范，这些是我们需要继续提倡和发扬的。
    第六，科学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时俱进，不仅是中国人需要的思维方式，而且是全球都需要的思维方式。全世界都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数字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如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是“正在进行时”的一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资参考，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共同研究。
    了解了中国的现有“人文国情”，我们就可以说：重构中国的人文教育，没有现成的、可以立即拿来使用的核心体系，我们的核心需要创造性的重建。我们既不能盲目地固守现代教育，也不能简单地否定现代教育；既不可固执地排斥传统教育，又不可想当然地认为读经就可以包治百病。我们必须分清楚各种教育理念、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所要解决的分别是什么问题，然后才可与人的生存、生活、生命所需相结合，对症下药。
    基本地讲，生活就是在生存中体验生命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技能，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数理化等；为了体验生命价值，我们需要道德、修养与境界，因此我们需要学习伦理、礼仪、道德规范，需要自先哲那里汲取精神滋养。技能与人格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即相入的，只不过现代教育更注重技能的培养，古代教育更注重生命的体验罢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以古代教育之精髓弥补现代教育之不足。技能与人格都很重要，而之所以强调以人文为核心、人性为第一位，则是因为精神追求建立在物质追求之上，是人类更高的追求，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显著标志，是更需要积极提倡的。
    在中国，如果要选择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人格教育的基础，儒学应当是最可行、最方便、最容易成功的，而且也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不仅因为其成熟，并在中国大地有着深厚根基，而且因为这一思想体系本身就是以伦理学、道德学、礼仪学的面目出现的，是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紧密相连的。这套理论，从现在看来，还是最好的修身之道，不仅利于个人修养，而且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更有利于国家吏治，如反腐败的治本等。
    然而，儒学不是要简单恢复，更不是要全盘恢复，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展其活的灵魂。譬如，约束人、害死多少同命鸳鸯的“三纲五常”、封建家长制，我们就应该坚决废弃，但同时还要重新思考和发掘孔子在提出这些伦理原则时的真正用意。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跨越董朱，直追孔孟”。“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东西，虽然本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观，但已然由双向负责变成了单向约束。那么，孔子的真正用意焉在？在于秩序和礼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是要形成绝对的专制和服从，而是指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敬其业、忠其职守、履行其义务、符合一定的职业规范和角色要求。父亲不一定有强制儿子行为的权力，却一定担有教育儿子的义务和为子女作表率的义务，即做父亲的就要象个父亲；儿子不一定必须听父亲的话，但却必须承担孝顺和赡养的义务，即做儿子的就要象个儿子。其余社会关系皆可如此类推，你说这不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是什么？再说礼仪，中国，五千年礼仪之邦；礼仪，德之形而下者也。圣人畏道德精深，非常人可喻，遂以礼仪具体之，规范之，融入日常而体验之。圣贤可直溯其源，而愚如我辈者亦施施然行止足有可观焉。此文质彬彬，千载教化之功也，礼仪之用岂可废哉？
    儒学不仅要扬弃，而且还要发展，赋予其新的释义。比如，前文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本身即蕴涵了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学而优则仕”。时代发展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价值趋向的多元化越来越明显。当今的大学生，百分之八十在毕业时首选企业，这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进步。价值多元化，对于中国而言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它可以促进现代化进程，转移社会精英注意力，缓解就业压力。因此，“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肯定是要抛弃了，但这并不等于否定“治国，平天下”，而是应当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应当告诉学生：经商、治学、从政乃至做一名普通工人、农民，都是在治国、平天下；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不能忘记自己肩头的社会责任。天下事很大，任何一个岗位都可以做出大贡献，而“修身，齐家”所获得的良好个人修养永远有益于所有行业的所有人。
    由此，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简单地诵读孔孟书籍，对培养良好的道德和心态固然有益，但却未免粗放和草率。其实，儒学经典本身就是孔子根据时代要求作过严肃修订的，今天，倘若我们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时代作出新的阐释与修订，我们的传统教育就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不过，重修经典必然耗日持久，且倘若重修者不得其人，恐怕会弄巧成拙，得不偿失。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惟有等候了。
    在以儒学为修身教育之基础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以博大的胸怀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精髓以及中国近现代探索过程中形成的良好价值观念，完善我们作为现代人的心理和性格要素。
    人类文明之积淀起码应包括西方古典文明，如古希腊、古罗马学术传统、民主精神；西方现代文明，如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传统以及开朗、乐观、积极拼搏的竞争精神；中国古典文明，如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和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中国现代文明，如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乐于奉献的雷锋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鬼不信邪的大无畏精神等几个方面。
    认真总结人类有史以来所积淀的各种文明及其表现形式，系统有序地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整理、扬弃，形成一系列有完整脉络、体系的教育经典，对树立我们人文教育的核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样的工作不仅有利于新文明的创立，而且是对全世界的一大杰出贡献，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有主次，有核心，有体系，有经典，我们的教育改革、道德建设和以德治国的理念也许可以得到更好的落实。

    七

    修身之源在自尊,修身之钥在自爱，修身之用在无忧。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是也。
    人自孩提起，即知美之为美，恶之为恶，荣之为荣，耻之为耻，自然而有上进之心。此人类之自尊自重也。因势利导，琢玉成器，教育也。教育与修身密不可分，倡导修身即是教育，但修身一旦成为自觉，则又完全不同于教育。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修身之谓也。修身之路坎坷丛生，或来自外界的诱惑，或来自内心的动摇，都会时不时扰乱修身之念。要能抗得住诱惑、稳得住身形，关键在于呵护、培育自尊自爱的根苗。
    自尊不是自私，自爱不是自恋。自尊是珍视自己的人格，不做非人之事；自爱是爱惜自己的品性，不使玷污。所谓洁身自好，所谓惜德如宝。
    自尊自爱之于修身，如房基之于宫室，夯得越坚实，受益越多。夯基之关键在于防微慎独。
    范仲淹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盖人生悲喜无常的际遇不能操纵我的情绪。为什么？中心有守也。守从何来？修身也。可见，修身的功用不仅仅在于培育美德，而且更在于获取一种光风霁月的气象和坦荡无忧的襟怀。
    人生在世，有得有失。贫困潦倒时，有人焦虑，有人急躁，然而淡泊者在漏巷而弦歌不绝，盖其所思所乐者非富贵云烟也；狂狷者醉卧蓬船而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盖其将窘迫流离当天地之眷顾关心也；圣人无时而不忧，无时而不乐，盖其所忧者道之不行，复知道之行必待其时也，故悠然而不迫，修身以待时，纵无时以终老，亦无所忧也。何以无忧？信赖天地也。
    富贵荣华时，有人挥霍，有人迷失，然而有德者居华屋而诗书不绝，盖其所忧所患者德之将失也；有志者出入庙堂而犹自朝夕惕若以自警，盖其视杖柄符玺为万民之假借权授也；圣人无时而不乐，无时而不忧，盖其所乐者道之将行，复知道之行必得慎重也，故明思而慎辨，察近以知远，虽眺远兮无咎，亦不敢乐也。何以不乐？恐负天地也。
    人生是海，个人是舟，修身是舵。就人生际遇而言，古今并无本质不同，所以驶向快乐之海的船舵亦无不同。面对困境时，需要达观，不可因贫困而走苟且之路，而失为人尊严；面对浮华时，需要冷静，不可因诱惑而行苟且之事，而忘做人原则。以其身正行正，所以问心无愧，所以中气充沛，所以快乐无忧。这样堂堂正正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现代社会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漩涡。在这样的漩涡里，人只如一片落入急流的树叶，来不及看清，即已随之疯狂。然而，人毕竟是人，必定有把握自身的智慧和力量，这样的力量就是“中心有守”。不要被急速旋转的生活控制我的节奏，而要如禅者般保持一颗不随风云而动的心灵，以微笑、从容、自在的步伐穿梭于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眼中始终有涓涓流水、亭亭白桦、醉人秋景，纵使坐在三米见方的办公室，耳中亦时闻天边春雷、地头蛙鸣、林中天籁。如此，可谓无忧矣。
    可见，修身的目的不仅在于感受道德所带来的快乐，更在于获取正确的人生态度，体会爽朗的人生价值，享受心灵的自由、舒坦与阳光。

    八

    敬重之心不可无，迷信之念不可有。信仰之道：敬之，重之，不究其详。君子之于道也，不执着，不拘泥，不远离。
    人的生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生活。
    内心世界的满足，需要的是对世界、自我、生命本体及存在价值确凿无疑的信念，是一种静如朗月的境界。获得这种境界的探索过程亦是个人对真善美追求的过程，无论这种信念是来自外部传播或是自心证悟，人生的意义和外在的道德都需要以这种信念为支撑。
    外在生活，无论远古，无论宗教时代，无论现代社会，始终都是物质性的。人的一切生活都是要由具体的物质、具体的步骤、具体的结局来完成的。实实在在，就是我们所见所处世界的根本特性，任你是得道高僧，也不得不依赖于每日的柴米油盐。所以，在外在生活中，所有历史阶段所有人的所有行为本质上都是遵循唯物主义的。
    内心生活与外在生活都是人所必需的，但因为它们诉求的目的不同，所以内心世界与外在生活是需要以不同的思想来加以指导的，或者说是以不同的原则来得到满足的。为此，人类有史以来产生了两种最基本的学问：一种是关于存在是什么的学问，探求的是存在的本质；一种是关于怎样存在的学问，探求的是存在的方式。两种学问分别担当着不同的功用。
    探求存在本质的学问，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精神寄托，为身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精神家园，为俗世间的苦难和疲惫提供了休憩的港湾。它的作用如同母亲的怀抱，如同绿色的森林，如同洁白的初雪，如同静谧的湖泊。
    探求怎样存在的学问，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实践的工具，为身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处世方法，为俗世间的空寂与无聊提供了振作的动力。它的作用如同夏日的朝阳，如同少年的爱情，如同雨季的闪电，如同醒人的咖啡。
    人不可无精神寄托，人亦不可脱离现实生活，二者并行不悖，方是最协调、最和谐的生命之曲。信仰属于前者。
  
    信仰的作用有三：一为归宿，二为动力，三为警戒。
    生死大义、存在本质是人类永远好奇的难解之谜，同时也是诸多思想体系产生的基本动因之一。生老病死的无情存在，使匆匆的人生有如逆旅，同时也使生命的价值面临严峻的考验。对永恒的探索直接导致诸多思想流派的产生，而对“是否存在永恒”、“如何获得永恒”之回答，就产生了不同的信仰。可见，信仰首先是人类终极关怀的需要，因而其最基本的作用就在于为人类提供精神上的归宿，为现实世界中奋斗的每一个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基。无论天堂，无论理想社会，无论人格之完美，无论声名之不朽，最终都是对永恒向往的满足，都是为了让漂泊的心灵找到一个叶落归根的家。
   归宿的存在，同时也是动力的源泉。一方面，完美的偶像、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为人类提供了道德追求的目标、典范、动力和渊源，为真善美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为身心合一的道德追求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永恒，人们会在短暂的人生中做出不平凡的努力。信仰上帝者，为进入天堂，就会体谅宽忍，以博爱之心待人；信仰佛教者，为得到永恒，就会行善积德，以度世之心待人；信仰儒学者，为精神不朽，就会立功、立德、立言。信仰使生命的外延得以无限扩展，信仰所产生的动力是非常伟大而坚韧的，这种动力对个人修身、社会风尚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归宿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警戒。在所有的宗教世界里，人都可以获得“再生”或“永生”，善恶都可以得到果报，且“再生”和“永生”都作为果报与善恶紧密相联，从而为作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如地狱，如万劫不复等都属此列。即便是宗教色彩极其淡泊的儒家思想，也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类似这样的警戒，对个人行为，对社会道德都会产生不可低估的正面影响。

现代科学的发展，黯淡了宗教信仰的光芒，而“一世观”的思维，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一次性消费”的泛滥，导致对人生的大把挥霍，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道德衰败与信仰危机。吸毒、腐败、道德沦丧、良知泯灭，无不与信仰之动力与信仰之约束的阙如有关。这固然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而且科学对人类自身的解放也的确是进步的，是值得肯定的，但在道德和心灵家园方面所付出的代价亦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科学如此进步了，西方人还依然执着于自己的信仰。难道他们不知道达尔文已宣告了上帝的错误吗？长大了才明白，存在的本质远非教科书上讲的那么简单，对存在的深层次思考永远不会因科学的进步而变得无足轻重。同时，更发现，人类的精神寄托竟是如此重要，科学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却也在加重我们的迷茫，对生活、对生命、对遭遇的不断感悟，使我们不得不抛开现实，去思考和寻求更永恒的关怀。我们必得为存在找到意义，必得为真善美的追求觅得依据，必得为正义战胜邪恶寻见理由。此时，再严谨的物理数学都无济于事，我们要么如孔子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未知生，焉知死”的精神忘掉寻找理由的必要；要么如释迦牟尼般证得“非空非有，非非空非非有”的“妙有”境界，以慧眼洞彻十方世界；要么就感激上帝的赐予，以“小”我的心态皈依于我主温暖的怀抱，如小孩般安详休憩，于红尘中获得一份安逸。显然，孔子的方法需要很强的毅力，世尊的法门需要极高的智慧，而惟有上帝的怀抱，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要轻松地睡在他的怀抱里就够了。因此，西方人选择了一种最轻松、最简单的解脱和休憩之道。

所以，当有人惋惜、遗憾甚至嘲笑牛顿晚年转向神学研究时，我却对牛顿为何转向神学怀有全新的认识、谅解和尊敬，那是一种敢于重新思考的豁达与落寞，一定意义上已臻化境。当有人不理解西方现代社会为什么科学如此发达却依旧信仰基督、上帝时，我却感觉这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因为对于现代人而言，神话是否实有其事并不重要，关键是要保留那么一份谦逊、诚实、善良、友爱、奋发有为的精神家园。如此，亦可使尘世间的一切作为蒙上圣洁的光辉，使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在上班的路上体会到雪地里小鸟的快乐。以童话之心理解世界，以现实行为处置周遭，这何尝不是一种和谐有趣、生机盎然的处世之道呢？

2004年底的印度洋海啸，在《新京报》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有敬畏”的辩论。这恰恰触及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也即，在以科学和理性为主导的时代，还要不要保留一份对宇宙、对大自然、对冥冥中不可思议的力量的敬畏。这是一个很重大、很严肃的问题。现代人类是在挣脱了中世纪的宗教枷锁后获得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使人类彻底摆脱了仰视膜拜的地位，开始正视并珍视自身的尊严，其对科学、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正所谓“矫枉过正，过犹不及”，这支突破之箭也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它使人类自身失去了自我约束的理由和能力，享乐主义的泛滥、道德依据的缺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彼此不能和平共处等等，都是其表现。而这正是许多有识之士疾呼“敬畏之心归来”的时代背景和缘由。大海啸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它使人类再一次感受到了自身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同时也让我们沉思，在如此脆弱的生命世界里，为什么我们还要整天战争、残杀、仇恨和攻击，为什么我们不能团结、友爱、和谐相处，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他人对世界另类的看法呢？我想，这才是提倡敬畏之心真正的用意所在。

但是，敬畏，又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和使用的词汇，因为“畏”本身包含了屈膝、仰视、膜拜等概念，容易使人丧失高昂、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性。所以，反对提倡敬畏者，也同样是出于危机和警惕意识，是无可厚非的。既然二者都抱有良好的初衷，那么该如何取舍呢？我想，我们不妨提倡“敬重”。

“敬重”，是一个平等对待的词汇，它包含了慎重和谦虚，更适宜表达“天人合一”、“物我平等”的理念，不使“天”凌驾于“人”之上，亦不使“人”凌驾于“天”之上。更何况，即便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我们所处之世界的唯物性，宇宙、天地、大自然也仍有足可令人敬重者。其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令人相形见绌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广大悠远、无法言之确凿的因何存在以及藏在这种厚重外表之下的深邃、无言，都足以让我们产生肃穆、感激与敬重。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因此低下我们高贵的头颅。这样一种敬重之心是为了使我们的言行更象一个高尚的人，而不是要跪倒在任何偶像的脚下。我们要通过一种高贵的信仰，获得一种高尚的精神，形成一种优雅的举止，使我们世世代代能够与天地大自然和谐共处。如此，我们既获得了自由，又得到了归宿，我们的心灵就会既充满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自信，又时刻保持一份感恩的情怀、平常的心态。这样的自由也许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是不饥渴、不焦躁的自由！是与天地万物相融相共的自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

由此，我想到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处世之道。我想，这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对待世界、对待生活所选择的最佳态度。

敬，说明还是信有天道、信有天理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一日缺米断炊，就会歧路彷徨，让大家明白“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实在没有必要；同时，宗教探索也极易落入子虚乌有的争论，甚至因“教义在天，难以实证”而导致大规模的信仰冲突与战争；对于智慧不足的人而言，宗教信仰又极易走向迷信。所以，不如采取“只信其有，不究其详，乐天知命，从容以待”的态度。如此，既可以得到终极关怀的满足，又可以将精力集中于现实生活。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安贫乐道，坦荡无忧，自信坦然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这样的人生态度无疑是最好的了。所以说，君子之于道也，不执着，不拘泥，不远离。
    九

    社会公德既是人性的自然反映，也是共存的必然选择。是故，社会公德意识之提高，既有赖于教化，亦有赖于共存环境之改善。
    社会公德来源有二：人类天性向善的集合，人类以社会方式共存的秩序要求。后者可以反映为法律，也可反映为集体认同的公共道德规则。

    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言，人类以社会方式共存时，人与人之间既存在竞争，又需要互补。当可占用资源十分有限时，每个人都自然倾向于利己；当可占用资源十分充裕时，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可能表现为慷慨的利他；而当竞争发展到极为残酷的地步时，道德追求就必然退让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因此，道德衰败不仅仅是源于感官“恶”的根源，亦源于以社会方式共存所带来的现实妥协；社会公德也就不仅仅是人性善的集合，而且应当是大家在竞争与依赖中所寻求到的妥协平衡点之集合。
    如果站牌下等候公共汽车的人不多，每个人都会如绅士般彬彬有礼，而当等候公交的人很多时，每个人便不再顾及体面与风度了。此时，你不能责备每个挤车者都缺乏社会公德意识，只能说我们的人均可占用资源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有序上车，尊老爱幼，我们当然要提倡，因为人人都有这样的自觉当然是好事，但社会公德水准的真正提高，还有赖于人口的减少和可占用资源的增多，而这两点也正是我们国家当前的两项基本国策。可见，“仓廪实”的确是“知礼仪”的基本前提。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贫困、落后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时，对自然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对动植物的灭绝，就会成为屡禁不止的行为。而当经济发展、社会富裕到不需要以疯狂透支为代价时，人类就会把保护大自然、恢复生态作为自然而然的选择。这同样是一个社会公德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于致富渠道的多样化和就业机会的增加等。可见，人类共存环境的显著改善，是社会公德水准提高的必要条件。
    然而，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我们看到，许多贪婪、堕落、腐败、甚至凶残的犯罪者，不仅不是穷人，而且还是可占用资源的极大拥有者；许多道德无比衰落，精神无比空虚的人，往往是衣食无忧、甚或锦衣玉食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再一次回到了人类的生命导向和价值追求方面。也即，富裕并不一定带来道德水准的必然提高，生命个体的自我反省、道德追求、境界提升、价值体验等形而上的东西，并不是简单的物质追求可以替代，所以，社会公德的真正提高，不仅仅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还必须依赖于针对个体的教育、修身与信仰等软环境的提升。这就是现代社会依然需要提倡教化的原由。
    西方哲学思想更注重物质、环境与制度的作用，东方哲学更注重生命内向的深入发掘。二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所以，任何偏执一端者，都是只窥一斑而不见全豹的。

    十

    法治之作用，不仅在于惩治，而且在于教化。提倡法治，是对东方思维方式的必要补充。
    最初的法律，是一种专制工具；今天的法律，是一种契约行为。所谓契约，便是以成文方式反映，并以强制方式保证的人类以社会方式共存时所需要的秩序要求。它同样是集体意愿的妥协。
    法律的作用，首先在于惩罚功能，也即“抑恶”，同时它又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因为它明确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从而起到了倡导的作用，起到了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久而久之，这种因制度而产生的导流作用就会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方式，潜移默化于心理与民俗。
    法律的教化作用，推而广之，可以推广到更广泛的社会机制的教化作用。比如，建立社会信用机制，记录每个社会成员的信用历史，以此作为其今后信用活动的依据，意义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机制问题，而更可能会成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教化行为。
    社会机制的教化作用，再推而广之，可以推广到一切机构、组织、团体的运作规范之教化作用。比如，政府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会带来高效、务实、廉洁、公正的工作氛围，这种氛围不仅会改变政府组成人员的修养、心态和工作作风，而且会带动公众行为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企业进行科学的现代股份制公司改造，会形成透明、公开、忠诚、良性竞争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不仅会感染身处其中的每一位公司职员，形成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且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整体改善。
    反腐败，是当今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我想，强调人格教育，强调自我修身，一定是治本所必需的，但同时，也不能不高度重视法律与制度的作用。有效、透明的民主机制、监督机制不仅能够起到防治作用、惩罚作用，而且可以起到客观的教化作用。当然，现在提倡法治的呼声要远远高过提倡德治的呼声，因此，本文的重点还是放在对传统教化的倡导上。而正如我一再强调的，这同样是东西方哲学传统上的差异，它们的关系是互补而非对立，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