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概括出《周易》的思维特征。易学思维是《易》学的本质问题,它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与走向,以其自身的独特而巨大的优势培育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促成了璀灿的古代文明,并长期领先世界。张宏轩先生经过长期探求,概括出《易》学思维“十大特征”。他于1998年10月与刘吉鹏、姚先登以“论易学思维特征”为题,发表在《临沂师专学报》上,突出阐明了《易》学全息性、模糊性、内涵性、迁易性、谐和性等主要特征。这就将《易》所体现的思维方式系统化。
第三、摆正了《周易》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首先,《周易》与中国古代科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以其象数思维模式为中介的,天文借象数显示星移斗转周期;地理借助象数标志分野坐标系统;历法借助象数描阴阳变化节律;乐律借象数表征律吕损益法则。另外,数学中圆周率的发现,兵法中诸葛八卦阵,武术中的太极拳,八卦掌等,都运用了《易》学的思维方法。再是,《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谜。随着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易》学隐匿的光辉正在得到显现:一是发现古老《易》学与现代科学的许多理论相吻合,例如李政道博士认为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定理”与《易》说极为相似;卡普拉认为《易经》具有通过变化产生动态模式的观念,与现代物理学的S矩阵理论相接近;一些生物学家发现生物的64对遗传密码与64卦相符合;有的学者提出八卦与化学元素的八族之间内涵性质多处可以对应,等等。二是运用《周易》提代的方法或受到其思维方式的启发,在某领域内取得了新的发明创造,例如杨振宁博士在获得诺贝尔奖时说:他怀疑奇偶性不灭定律与他在西南联大读《周易》有关;玻尔在丹麦受勋时,特意选择了太极图案作为他的爵士徽章,说明他是受了太极图“波粒二重性”的影响才发展了量子力学。事实雄辩的说明:进一步在然科学领域进行《易》学应用的开发性研究,应成为“实用易学”的主题。
第四、明确了《周易》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作用。《周易》作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文化之根,与儒、道、法、兵等诸子百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周易》中颇有价值的治国之道及法制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不无借鉴之处。《周易》中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搞好现代化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周易》中十分精辟的道德修养理论以及教育思想,文艺意识等,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会产生一种不容忽视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促使我们去创造出更加绚丽多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古老《周易》是未来学的奠基石。“实用易学”应用的重点是:利用发散思维“一-多”的思维优势,将《周易》的根本方法论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以求突破和创新。而要突破和创新,就必须有创造性思维,其前导是“超感思维”,它是带有感应性和超前性意识的总爆发,是通向《易》学应用的桥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教授在中国首届周易应用学术研讨会上强调指出:“《周易》是理解学、预测学与决策学,三学合一,方是真学。”人类科学的发展,基三上是为了预测未来,达到控制未来的目的。《周易》确有全方位,系统化的“彰往察来”的功能,因此,责无旁贷的成为未来学的奠基石。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当今明代,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智慧更有了用武之地。一切智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预知。作为预知生命,预知宇宙万事万物的周易预测,将会越来越展现出其独特的风采。
第六、大胆提出《周易》是论辩规律的。在文字简陋、语言贫乏的远古时代,人们煞费苦心地功出了洛书符号,用一个最简捷的符号形式表达了一个最完美的理气意思。担是,后来能解其中意者毕竟寥寥无几!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普遍提高,其中偶有不辞劳苦,勇于攀登探索的圣贤者流,才能领悟到其意而用更现肛更明确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正如伏羲的先天八卦不知隔了多少年才被文王领悟而画出了后天八卦,而后天八卦又经数千年才被我们领悟一样。伏羲之前的河图时代,人们对于天地的概念显然是认为天不动、地也不动。所谓天上动者也不过是星移斗转、日推月明,所谓地上动者也不过是风催水急,草木荣枯……因此,河图中天数五土还有十个黑点的地土与其对应。而伏羲之后的洛书时代,人们逐步认识到天地在运动这一事实,发现那个与中央五土对应的十,并非固定存在于一个位置上,其实不过是轮回圆上二个相对方位的交合点,于是洛书中除了中央的那个五土外,就不再加上十土与其对应了。这充分说明远古时代认识真理,表述真理的难度,后世之人如我们掌握本质的艰辛。流传下来的《周易》原文“上经”、“下经”以及“卦”、“爻”的称谓,所起来似乎很神秘,其实,完全可以用“上篇”、“下篇”以及“章”、“节”来替代么。成书后的《周易》是周时代的人对生命的起源、形成、兴盛、衰竭、死亡过程的分析形成的规律。《易经》64卦是一总规律,其中“上经”侧重社会、人事,“下经”侧重婚姻、家庭;每一“卦”承担总规律之中的某个交点,这卦的卦象、卦辞即是解释这个交点的全部发展规律及其性质;爻象、爻辞又是该卦发展规律的阶段性质和规律的表述。爻变在卦中,卦变在象中,象变在仪中,仪变在极中:这种由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微部,顺逆归一,综合有机联系的思维方法,用于大至宇宙,小到微粒,识其外象,察其内里,“放之四海而皆难”;这种思维模式,是中华民族远祖确立的,是东方乃至世界思维模式的先锋典范!20世纪兴起的“混沌学”所揭示的“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原因以及要描述的“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状态,是一种演化而不是存在”规律之“象”,同《易道》完全相应。古人还拟定了为八卦输入的信息:乾坤8类,取物8类,取身8类,人伦8类,万事113类,共145类项,得64卦中任何一卦,都会提供10种以上论阴阳变化之象(每卦含 下卦1象,上卦1象,叠卦1象,二三四爻互卦1象,三四五爻互卦1象,共5象;颠卦又得5象,合计10象),昭示阴阳盛衰,供判定所疑的预见之变。这近似现代的电脑:384爻为键钮,64卦为储存器,任凭你输入储存何种消息,点键求索,卦象屏幕自会显示检索之结果,回应答案。共差别只是,电脑示是存在、卦象答案是象征。这种“象”变即“道”变的原理,用于任何事物都如此。把这种原理用于预测,就是对“事物”综合、分析、推理、判断、验证的一种认识规律、寻求规律的过程。这就是必然中存有偶然,偶然是成事的基因。预测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而成功则决定于天时、地利、人和机会的偶然性。
第七、促进古老《周易》研究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的势头,发展健康。《易学通讯》相继发表了“古老《周易》与现代企业管理”、“ISO9000标准与辨证思维”、“《周易》与金融经营管理”、“《易经》与当代企业经营管理”、“《周易》易理是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源头--学《易》致用,开拓通向‘太极科技’之路”;特别是在平邑县召开的“新科学、新思维、新经济座谈会”之后,开究的步伐得以加快、研究的水平得到提高,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李永恒先生B(基础)、P(金字塔)、L(大)三册管理学著作相继问世,为将《周易》请出神秘殿堂作出了努力;尤其是1998年底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L(管理)下册,引《周易》四项“圣人之道”服务于现代管理提供了范例,获得专家好评。
第八、界定了学术研究门派的归属。由于我会学术特色的形成并逐步鲜明,使研究门派的划分才有了学术意义和事实依据。王黎先生“纵观”几千年《易》学研究史,提出将我会的《易》学研究划为“儒易学综合研究的现代派”,这里包含三个词语:“儒易学”、“综合研究”和“现代派”,应当说是较有见地而且基本符号我会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的;就我们10年来致力于为现实服务的特点,“横看”其社会效应,对应于现实存在的、习惯称谓的“学院理论派”、“民间占卜派”,我们既具备前者的理论优势(仍需加强)、又具备后者的实用优势(但不雷同),故尔应为“社会普及派”。“社会普及派”与“儒易学综合研究的现代派”,称谐有繁简之别,实质却并无矛盾。
客观评价10年,尤其是近4年来的工作,应当说主流是好的。为了开创这种令人满意或者说基本满意的局面,不少人为之殚精竭虑,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大家已经发现我们的队伍中,消失了一些熟悉的身影、不见了一些亲切的面庞:先后有张寿民、李芬、薛密基、公丕惠、王康奇、李西志诸位先生作古,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悲怆与追思。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为《易》学研究所建树的发轫之功,以他们的人品,学品为楷模,继续负重向前走去。
同时,应当清醒的看到:由于开拓不足造成的资金紧张和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制约了学术活动的范围、规模、档次和交流次数;酝酿多年的“齐鲁易院”至今无法付诸实施;会内刊物宣传不力、影响不大;《易学通讯汇编本》印刷费用出现的“赤字”,至今“回春乏术”。
上述种种不足或者说缺憾,应当是即将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加以避免、也能够避免的。
第三届理事会今天届满。四年来绝大多数理事会成员是积极向上的,本着“吃苦、吃亏、奉献”的“六字精神”,为学会建设、学术研究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第一、第二两届理事会“初创阶段”、“巩固阶段”的基础上,和全体会员一起,走过了“发展阶段”的历程,使学会的第一个10年“开辟科学研易普及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这里请接受本人发自内心的感谢:向携手走过10年风雨路的老朋友和相继加入行列中来的全体朋友,致以崇高的敬礼!
市场经济大潮中,不少人注意力转移、很多宝贵的东西被冷落在复杂环中,就有这么一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集中在《易》 学旗帜下,以其无可挑剔的行动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是世纪之交出现在世界东方的一群“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